制度怎样成为历史主线
《通典》的编纂者杜佑长期参与唐代政务，在前人刘秩《政典》的基础上扩充材料，历经多年修订，于贞元十七年（801）将二百卷进呈朝廷。它不是按帝王更替逐年叙事，也不是给人物分别立传，而是把同类制度放在一起，考察其起源、变化与施行效果。
全书主要叙述上古至唐天宝年间的典制，部分事项又以附注延伸到肃宗、代宗以后。这个时间界限并不意味着天宝以后的材料完全缺席。杜佑所说的“法制”包括经济、官制、礼乐与军事，不能仅按今天法律条文的含义理解。
九门的次序与治理逻辑
《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各门再分子目，将不同朝代的同类材料串联起来，使读者不必翻遍各朝本纪、列传，便能比较一项制度如何更动。
杜佑把食货列在首位，并非随意分类。他在自序中认为，教化须以衣食充足为基础；治理又须设置官职，任官须选择人才，随后才谈礼乐、兵刑及地方统辖。衣食、用人和秩序由此构成相互关联的治理环节。全书关注的是制度如何运作，而不只是名称和掌故的汇编。
从户口与丁役看制度沿革
食货典卷七先汇列历代户口，又讨论“丁中”，即人口在赋役制度中的年龄分类。汉、晋、隋、唐对于何时列为丁、何时免役规定不同；唐代同一王朝内部也曾调整成丁年龄。这样的排列能够显示，户籍上的身份不是固定自然属性，而与国家征发劳役和课税的办法有关。
户口数字也附带制度解释。杜佑在比较隋、唐登记户数时，指出隐漏和法令执行的问题；安史之乱后所列统计，还标明收到帐籍的州数。因此这些数目首先是官府登记资料，不能把册籍下降直接换算成全部人口死亡。原书同时保存奏议、行政办法和作者按语，数字与判断必须分别辨认。
参考：[3]
与相近典籍的区别
《唐六典》围绕唐代中央官署的设置、职掌与制度编排，兼及沿革；《通典》则把跨朝代比较作为全书骨架。《通志》由南宋郑樵编纂，以纪传体通史结合二十略，人物与历史叙事所占的位置不同，不能因三书都谈制度就视为同一类官书。
《通典》为后来的制度史编纂提供了重要范式，也保留了不少更早文献的内容。不过，选材和分类仍带有杜佑的治国关怀。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既肯定其考察沿革的实用价值，也指出漏载、分类重复和地理判断的问题。阅读时应将原始记载、杜佑的取舍和后世评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