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

杜佑生于735年，卒于812年，字君卿，是唐代京兆万年人。他以父荫入仕，先后参与地方行政、财赋与运输事务，曾任度支郎中、户部侍郎等职，也曾出任地方刺史及节度使，后来进入宰相行列。这些经历使他的学术活动与国家治理保持着密切联系。

水陆转运、军粮筹措及地方财政不是抽象的经书问题，而是官员必须处理的实际事务。杜佑编史所关心的，也不仅是谁在何年执政，还包括制度怎样形成、如何改变及对治政有何意义。因此，理解他的史学，需要把长期读书与任官经验放在一起。

参考：[1] [3]

杜佑以刘秩《政典》为基础加以扩充，经过三十余年的编纂，于801年完成《通典》二百卷。全书从古代制度讲至唐代，主体下限为天宝末年，也在附注中收入部分较后的变化。它不是仅记唐朝现行规则的行政手册，而是把同类制度放到长时段中考察的历史著作。

全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这种分类使读者能够围绕一个问题追查历代材料，不必先沿着帝王年表逐年寻找。经籍、史书、奏议及议论制度的文章，都进入了他的资料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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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食货列在开端，表现了杜佑对物质生活与政治秩序关系的重视。在他的编排中，充足衣食是推行教化的基础；教化又需要官职与人才，因而选举、职官接续其后，礼乐再承担规范风俗、协调人心的作用。门类次序本身就是一种治政论述。

这种重心并不意味着他只关心财政。《通典》的礼门篇幅很大，保存了丰富的礼仪制度材料。经济、官制与礼教在书中相互联结，与其说是几种现代专门学科的简单拼合，不如说是借制度沿革讨论国家如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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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与后来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它的重要性，在于把贯通古今的历史眼光用于典章制度，提供了不同于编年、纪传的组织方式，也为后来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礼制研究保存了材料。

阅读时仍须区分杜佑征引的旧说、他组织材料的方式与其治政判断。材料收入书中，并不表示所有制度曾在各地一律施行；作者的分类也不是历史本身。把这些层次辨明，才更能看到一位唐代官员如何用历史知识回应现实治理问题。

参考：[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