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危机中取得帝位
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出身伊比利亚半岛的罗马军政家庭，是将领老狄奥多西之子，不是后来在五世纪统治东部的狄奥多西二世。378年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阵亡，东部军事局势陷入危机。次年，格拉提安在西尔米乌姆提升狄奥多西为共同皇帝，由他承担东部及巴尔干战争的重要责任。
他所继承的不是一支完整无损的军队，也不是一个已停止运作的国家。征募新兵、调动其他地区兵力、维持军队供给与修复权威，必须同时进行。西部皇帝及其将领仍参与巴尔干作战，因而战后恢复不能只归于狄奥多西个人。
作战、和解与哥特兵力
最初的进攻没有迅速清除进入帝国境内的哥特集团，狄奥多西逐渐结合军事压力与对首领的笼络。382年的和平安排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战争，使一批哥特人在帝国内定居并成为可动员的兵力。这个转折既有皇帝的谈判，也有格拉提安方面军事行动的作用。
塞凯伊比较宫廷演说与后世叙述，指出“哥特人的朋友”这一形象带有政治宣传色彩。此后皇帝仍抵抗新的入境武装，又在388年对马克西穆斯、394年对欧根尼乌斯的内战中使用哥特等辅助部队。安置、招募与镇压并行，比始终友善或始终敌对的单一标签更接近这套政策的实际运作。
参考：[1]
以法律界定正统
380年的《全体人民》敕令以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与狄奥多西三帝的名义颁布，正文以罗马主教达马苏与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所持信仰为标准，要求承认圣父、圣子、圣灵具有同等尊荣与同一神性，并区别“公教基督徒”与被斥为异端者。它是帝权选择特定教义的法律行动，不是基督教首次进入罗马社会。
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及随后的教堂归属命令，把这种选择落实到主教与宗教空间的配置。391—392年的敕令进一步禁止祭牲、神庙礼拜及若干家庭祭祀，并以财产和官员责任保障执行。但较早的382年敕令仍容许某座神庙作为公共空间开放，区别艺术陈设与被禁祭祀。法律政策有阶段和对象，禁令本身也不等于各种传统信仰当即消失。
皇帝与主教并非没有冲突
塞萨洛尼基屠杀之后，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在第51封信中要求狄奥多西悔罪。他称皇帝撤回命令已经太迟，并表示在皇帝尚未和解时，自己不能当着他的面举行献祭礼仪。信中既有对既往恩惠的承认，也有对无辜流血的谴责。
这封当事人书信呈现的是劝诫与圣事资格的争执，而非皇位已转归教会。主教借基督教君主应有的道德责任施压，皇帝的宗教赞助并不能保证所有决定获得主教支持。信中没有提供可据以计算死亡总数的统计，后来的戏剧化叙事也不应取代这份同时代证言。
参考：[3]
战争胜利与两个继承宫廷
394年，狄奥多西在弗里吉杜斯河战役中击败欧根尼乌斯及阿尔博加斯特一方，短暂消除了西部的竞争皇帝。教会史家苏格拉底把胜利与皇帝祈祷和突起的大风相联系，这表达了其宗教解释；战场上实际作战的罗马部队、辅助军和指挥官仍是胜负不可分割的主体。
395年1月17日，狄奥多西在米兰去世。阿尔卡狄乌斯与霍诺里乌斯此前已经被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此后分别掌管东部与西部。苏格拉底以两个儿子承担罗马帝国治理来描述这一变化；同年法律仍可见二帝共同署名。宫廷和行政管辖的分立由此持续，却没有在这一刻消除双方共享的罗马帝国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