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

刘知几，字子玄，是唐代官员、史学批评家。因名字与李隆基之名同音，后来以子玄行世，唐史遂为其立《刘子玄传》；两种称谓指同一人。他参加过唐朝国史、实录等编修，《史记》则是他所评论的前代著作，不是他的作品。

据《史通·原序》，长安二年（702年），他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之后曾任左史，撰写起居注，并数次兼领修史之职。他利用公务之余讨论旧史，积累札记，分类编次为《史通》二十卷；原序署景龙四年（710年）。因此，这部书来自任职期间的持续研究，并非辞去一切官职后才开始写作。

参考：[1] [2]

刘知几曾向萧至忠提出修史的五项困难。其中既有人多而无人决断的问题，也有资料取得困难：起居记录不足、私人行状不易获得、官署簿籍难以查阅，都可能使史官只能凭有限见闻落笔。这说明史书的缺失并不一定只由作者懒惰造成，也与材料如何汇集有关。

他还批评监修者意见不一，有人要求直书，有人要求隐恶；馆中议论外泄，又使被评论的权贵提前知情，执笔者因而畏惧。他要求明确篇章分工、断限和详略，而非只督促交稿。其批评针对当时修史的组织条件，不能仅概括成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协作。

参考：[1]

《史通·二体》比较两种叙史方法。编年体依年、月排列，可以把不同地方同一时期的事件放在一起，较少重复；但与重要政治事件联系不强的人物，纵有德行或学问，也可能没有适当位置得到详述。刘知几借此指出，时间线清晰不等于所有人物都会被充分记载。

纪传体则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分门组织材料，便于集中描写人物和专题；代价是一件事可能分散在数篇，读者须前后互查，按人物类别编排也可能打乱先后关系。他最终认为两体各有长处，难以废弃其一。这种讨论着眼于材料与体裁是否适配，而不只是争论司马迁和班固谁的文章更好。

参考：[3]

在《直书》中，刘知几赞扬不避强权的史家，同时承认如实揭露君主、权臣的过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甚至使著作无法传下。史官之难，因而不只是辨明真伪，还包括能否保存真实记载。与此相联系，《旧唐书》记录其史才三长之说，要求才、学、识相互配合，并重视正直的判断。

《曲笔》进一步批评因私恩私怨而增美丑化、为当朝权势遮掩事实的写法。不过，他也认可某些涉及君亲的隐讳具有名教意义，显示其直书理想仍受传统伦理约束。阅读《史通》，宜把这些张力和具体论证一并看待，而不能将其等同于完全脱离立场的现代客观史学规范。

参考：[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