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仕官
山鹿素行（1622—1685，Yamaga Sokō）是日本江户前期的儒学家、兵学家。他的学问不限于军事：少年时从林罗山学习儒学，又接触小幡景宪、北条氏长的兵学，并随广田坦斋研习和学。这些不同的学习经历，使中国经典、日本古典和武家实践共同进入其思想视野。
1650年代，山鹿素行出仕赤穗浅野家，受禄千石，约八年后离开。他不是始终在一所官学中建立体系的学者，仕官、在江户授徒与后来的流放构成了不同的活动环境。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保存的抄本显示，他还曾研读《源氏物语》《伊势物语》《万叶集》等作品，不能只从后世军事伦理的标签认识其学术范围。
圣学与武教
山鹿素行逐渐转向直接依据孔子及古代儒家经典理解圣人之教，而不把后来的朱子学解释视为不可质疑的权威。1665年刊行的《圣教要录》集中表达了这种批评。所谓回到古典，并非放弃儒学，而是争论应当由哪些文本、解释方法和道德标准来界定儒学。
在兵学方面，他把武士应有的行为准则与军事知识联系起来。弘前市立图书馆的研究说明以“武教一致”概括这种取向：儒学提供伦理规范，兵学讨论武士履行职分所需的知识和实践。由此形成的士道论述，不只是战场勇敢或个人技艺，也不是后来所有武士道说法的总汇。其《武教全书》成为门人传授和改编的重要文本。
流放中的著述
1666年，山鹿素行因批评朱子学被流放到赤穗，直至1675年才得以返回江户。这段经历没有使其著述中断：《中朝事实》《武家事纪》等重要作品都与流放时期的研究有关。返回江户后，他又在积德堂继续讲学和写作。
《中朝事实》把日本称为“中华”或“中国”，试图以天皇及日本历史确立日本居于文明中心的地位。这些词在书中表达的是作者对文化与政治正统的主张，不能直接当成现代国家名称来读，也不能当作客观的世界秩序描述。山鹿家传下的自笔稿、读书目录和讲学记录，为理解这种学术活动提供了不同于后世口号的具体材料。
传播与再解释
山鹿学通过门人及诸藩传播。弘前藩主津轻信政曾受其指导，藩内后来聘用相关学者，并把山鹿流兵学用于军事编制。津轻政方1720年编成的《兵机全集》又对《武教全书》作了节编。这类实例说明，学说的延续包括选择、压缩和制度化应用，并非原书原样复制。
近代以前，吉田松阴也处在山鹿学的传授系统之中；到近代，强调日本优越地位的论述又被不同政治立场重新调用。哲学史研究指出，井上哲次郎等人把忠孝、国家伦理与武士道重新组合，其时代条件和目标不能倒置为山鹿素行自己的完整方案。因此，讨论他的影响，需要区分十七世纪的著述、诸藩的教学传统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