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叡山的修学基地
最澄（Saichō，766或767—822）是日本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的僧人、日本天台宗的奠基者，后来获谥传教大师。其生年在资料中有766年和767年两说。他出身近江，早年从行表学习，785年在东大寺受具足戒，随后进入比叡山修行。
788年建立的一乘止观院，成为后来延历寺根本中堂的源头。最澄以《法华经》及天台教义为主要研学方向，同时搜集、抄写经籍，并与奈良僧人交流。801年，他曾邀请奈良高僧到山上参加法会。因此，比叡山并非一开始就与奈良佛教完全隔绝，后来的制度争论发生在既有交往关系之中。
入唐与日本天台的形成
804年，最澄随遣唐使赴唐，空海也参加同一使团，但二人乘坐不同船只，求学路线和师承并不相同。最澄前往天台山一带，向道邃、行满学习天台教学，又接受禅法和顺晓传授的密教仪轨。他带回的并非单一学科，而是围绕一乘思想组织起来的多种修行资源。
回国后，朝廷于806年准许天台宗每年有两名年分度者，即国家认可的年度出家名额，分别学习止观业和遮那业。这一安排体现天台教义与密教实践并存，却还不意味着比叡山已获得完全独立的授戒资格。宗派获得名额与另设授戒制度，是两个不同的制度步骤。
与空海的往来和分歧
最澄重视空海带回的密教文献，抄录其目录、借阅典籍，并派弟子前往学习。他也向僧侣和贵族介绍空海，双方的关系包含合作和相互支持，而不只是后来叙述中的宗派竞争。最澄把密教纳入天台修学，空海则建立以密教传承和仪轨实践为核心的教学体系，二者的重点并不一致。
813年的《久隔帖》是最澄写给当时在空海处学习的弟子泰范的书信。国立文化财机构的解说指出，最澄希望通过泰范询问有关著述的含义，背景涉及空海拒借《释理趣经》及对仅凭文字学习密教的批评。信中对空海仍保持礼敬。这封信显示，教学分歧与持续的求知、礼节可以并存，不宜把关系变化简化为一次私人争吵。
大乘戒与僧侣教育
最澄晚年争取在比叡山以大乘菩萨戒培养正式僧侣。此前天台年分度者仍须依既有制度受具足戒，他则希望把授戒与自身的教育方案结合。《山家学生式》提出长期住山修学等要求，强调学问与实践并重，培养能够利益他人、服务国家的僧侣，而非只追求个人地位。
这一计划遭到奈良僧纲反对，最澄以《显戒论》等著作论证菩萨戒及独立授戒的正当性。争论既涉及戒律解释，也关系到谁能培养和认可僧侣。822年最澄去世，同年其身后正式颁出的太政官符确认了比叡山的授戒制度。866年获赠传教大师谥号则是更晚的纪念，不能与授戒认可混为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