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生物遗传学到森林
尼马尔·古纳蒂勒克（Nimal Gunatilleke）是斯里兰卡森林生物学研究者、佩拉德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他的研究涉及森林土壤、树木生殖与退化森林恢复。与配偶、森林生态学家萨维特里·古纳蒂勒克长期合作，是其学术经历的重要部分，但两人接受的早期训练并不相同。
他在2020年的访谈中回顾，自己1969年毕业于锡兰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最初受训领域是微生物遗传学，主要在实验室工作。婚后陪同妻子到不同植被类型开展教学和研究，逐渐转向森林生物学；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把原有的微生物学、遗传学知识与新学的保护和恢复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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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同退化状况放在一起比较
他的土壤研究并非把所有非原始林地视为同一种环境，而是比较天然林、蕨类占优势的退化地、采伐后的森林和松树人工林的土壤生物性质。其研究问题在于：不同土地利用留下什么生态条件，这些条件又怎样影响乡土森林的恢复。
斯里兰卡森林保护计划的历史记录列出，J. Maheswaran 于1988年与尼马尔开展当地土壤研究。另自1985年起，尼马尔、萨维特里及硕士生团队与彼得·阿什顿合作，研究有经济用途树木和灌木的物候与生殖生物学。土壤、生长环境与开花结果分别提供不同层面的资料，不能把其中一项观测当作森林恢复已完成的证明。
长期样地与乡土树种恢复
1991年，辛哈拉加25公顷长期森林样地的建立工作启动，1993年完成首次普查。机构史将尼马尔、萨维特里和 Mark Ashton 列为这一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长期保留样地，使不同时间的调查能够围绕同一地点展开，而不只是积累彼此难以比较的植物名单。
同样从1991年起，两位古纳蒂勒克与 Mark Ashton、Sunil Gamage 及斯里兰卡林业部门合作，研究利用加勒比松人工林作为恢复乡土森林的过渡途径。这里的目标不是把松林直接等同于天然雨林，而是研究如何在已有林地上推动本土树种恢复。相关工作属于多人、多机构合作，不宜归作一人的独立成果。
参考：[2]
让森林成为教学现场
两位古纳蒂勒克还在1982年共同建立佩拉德尼亚大学植物学系的“辛哈拉加森林模型”，把来自保护区的森林树苗移植到校园样地。它是供学生认识低地湿润常绿雨林的户外教学空间，并非辛哈拉加野外长期样地的另一个名称。
该校园样地在1992年再次引入树苗，2017年又用20种雨林植物进行补植。校方资料同时记载技术人员对建设的协助，以及植物学、动物学学生团体的维护和调查。这种把研究对象带入教学环境的工作，显示森林知识的传递依赖持续照料与观察，而不止于发表一次调查结果。
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