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河藩到幕府中枢
松平定信出身德川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家，是德川吉宗之孙，后成为白河藩松平家的养子。1783年继任藩主时，他面对的是天明饥荒及其造成的粮食紧缺。白河领地分散，他利用越后领地受灾较轻的条件调粮，并通过会津方面安排运输、向外购粮；地方救荒首先依靠的是粮源与运输的组织，而不只是发布禁令。
1787年，定信出任幕府老中首座。江户民众冲击米商等事件使城市生计与治安成为紧迫问题。他此后的整顿通称宽政改革，其任职至1793年，既晚于吉宗的享保改革，也早于水野忠邦主持的天保改革。三次改革都涉及财政，却不是同一时期的一套措施。
把节省费用变成备荒资金
定信强调抑制支出和储备粮食，但紧缩并不等于单纯减少救济。1790年代初实施的七分积金，以江户各町过去数年的町入用费用为比较基础，把压减费用所形成节余的七成积存起来。这里的“七分”不是居民全部收入的七成，而是特定公共开支节省额的比例。
积金以金钱和粮食等形式管理，用于灾荒与贫民救助，并由町会所承办相关事务。这套办法把平日节约与非常时期支出连接起来，试图使救济不完全依赖灾害发生后临时筹款。明治时期，其积存财产又转入新的公共事业用途；这些后来的变化属于制度遗产，不能全部算作定信本人预先设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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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武艺与出版的整顿
财政改革同时带有鲜明的身份秩序要求。幕府要求武士振作学问和武艺，定信于1790年推动的“宽政异学之禁”，主要规定昌平黌教学专研朱子学，不混入其他学派。这是幕府教育体系的正统化措施，不能扩大解释为全国所有民间学术活动一概遭到禁止。此后对弓术、骑术等训练场所的整备，也体现了文武并举的要求。
出版管制则通过书商业者检查内容、重申既有禁令等方式落实。1791年，出版商茑屋重三郎与作家山东京传受到处罚，说明整顿不只停留在学校内部。节用、教育与出版管理各有执行机构，但都服务于纠正奢侈、恢复纪律的政治目标；财政困难是重要背景，却不足以把全部文化政策解释成单纯的经济节支。
退任以后的治理与著述
1793年离开老中职位后，定信仍继续治理白河藩，1812年才把藩主之位交给儿子定永而退隐。他号乐翁，晚年随笔《花月双纸》谈及神佛、学问、夫妻关系和衰老等题目，显示其兴趣并不限于政务。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自笔本，也是研究其自我表述的具体材料。
定信还是文化事业的组织者。《集古十种》汇集古器物等资料，涉及家臣、学者与画师的调查和绘录，不能视为他一人完成的搜集写作。政治家的财政整顿、地方领主的经营与文人的著述彼此相连，却仍须分别考察，才能避免用“改革者”一词覆盖其全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