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层叠的圣地
耶路撒冷既是居民生活的城市，也是跨越地域的宗教记忆中心。古城与城墙作为遗产对象，并不等于历代行政辖区，更不能与1947年提出的国际化区域混为一谈。198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该遗产认定本身不裁定城市主权。
西墙、圣墓教堂和七世纪兴建的岩石圆顶寺代表着不同传统对城市的理解。犹太教的圣殿记忆在罗马军队于公元70年毁坏第二圣殿后继续延续；基督徒将圣墓教堂与耶稣受难、安葬及复活相联系，穆斯林则在尊贵禁地及其建筑中传承自身的神圣历史。这些信仰归属不是同一种历史证据，也不自动转化为现代领土权利。
中世纪的交往与暴力
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耶路撒冷吸引朝圣者、学者、商人和工匠。希腊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等语言的书籍与宗教物品，使城市进入远超本地的交流网络。市场把不同信仰的买卖双方联系起来，器物风格并不总能直接对应其持有者的宗教。
交流并未消除征服的暴力。1099年十字军攻城伴随着对居民的屠杀；圣墓教堂则先后经历破坏、东罗马时期修复和十二世纪重建。建筑的延续与改造说明，神圣空间不是静止的遗存，而会随战争、捐献和社群实践改变。
参考：[2]
奥斯曼与委任统治下的圣地管理
1517年耶路撒冷进入奥斯曼统治。1852年的苏丹敕令固定若干基督教圣地的使用与管理权，形成通常所称的“现状”安排。它处理的是具体教派在特定场所的权限，并非把整座城市分配给某个宗教。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圣地保护与进入权也被纳入治理；1924年的枢密院令把有关圣地的争议交由高级专员处理，而非普通法院。
参考：[3]
1947年的国际化方案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第181（II）号决议建议把耶路撒冷设为由联合国管理的独立实体，即corpus separatum。拟议范围不只城墙以内，还包括伯利恒等周边城镇；因此这一方案的地理范围不能直接套用后来的市界。
方案规定非军事化、由居民选举立法机构、以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并保护各社群的教育、宗教活动与圣地进入权。最初拟运行十年后复审，并让居民表达修改意见。这是国际治理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一项后来已完整实施的安排。
分治、占领与未决地位
1948年战争后的现实是以色列控制西部、约旦控制包括古城在内的东部，国际化方案未能落实。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随后将本国法律与市政管辖扩展至该地。1980年有关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基本法遭到安理会第478号决议否定。
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的原则宣言，把耶路撒冷列入永久地位谈判事项。由此，实际控制、国内法主张和国际安排一直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宗教共同体管理某处圣地，也不等于取得整座城市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