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远行者留下行状
义净在序中写，求法者可能经沙漠、高山而来，也可能由海路南行；不少人患病、失散或客死异地，抵达印度之后还会因缺少固定住处而辗转。他据所闻所见编写行状，编排大体考虑出发年代和人物存亡，希望让这些经历留传。
总目称收录五十六人，正文包括新罗、交州等地僧人，也有名字或下落不明者；卷下另附贞固等师资四人的《重归南海传》。其范围不是一份仅列著名中国高僧的名录，而是多种背景的旅行者在求学、礼拜和传法中的遭遇。
会面、书迹与转述
人物材料的来源并不相同。义净说自己未曾见到道希，却参访过他的住处；写慧业时，则记述在经卷上见到新罗僧慧业的抄写题记，又询问寺僧，得知他已去世。亲见的人、留存的文字和他人的回答，在叙述中留下不同层次的线索。
常慜乘船遇难的故事，明确说由获救者讲述。另一些传记只写传闻或不知所终。阅读这些内容时，保留作者所标示的信息来源和不确定性，才能避免把转述当成亲历，也不应把义净对某人可能死亡的推测变为已证实的结局。
参考：[1]
经本与协作者的流动
书中会宁与若那跋陀罗在诃陵合作翻译的经历，接着连到运期携经回到唐朝、获得资助、再返南海的往来。抄写、译经、送书和筹集行资因此落在具体人物身上，寺院与商船共同构成他们工作所需的联系。
卷下又记大津在691年携四卷《南海寄归内法传》、两卷求法僧传及新译经论归唐，并希望请求朝廷支持在印度建寺。这既说明两部著作的寄送，也回应序中关于异乡住宿的困难：文本交流需要人员、材料和长期接待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