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训练与欧洲求学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至1923年,他在伦敦大学研究,随后转至柏林大学哲学科,至1926年结束这段欧洲求学经历。史语所的履历将两段经历列为研究,并未列作博士学位。回国后的学术事业,逐渐集中在历史材料、古代语言及集体研究的组织上。
他的研究生涯与机构建设紧密相连。1928年起,他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至1934年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0至1941年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同职位把研究人员、图书、调查和经费的日常安排,放进了他的学术工作。
参考:[1]
从旧书扩展到地下与档案
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把扩大材料、扩大工具和直接处理问题联系起来。傅斯年举出的史料包括地方志、私人日记、贸易簿册、地下遗物和档案;语言研究则需要方言调查、语音学及跨语言比较。测量、地质和其他自然科学方法,也被他列入历史研究可以借用的工具。
这篇宣言既承认顾炎武、阎若璩考据工作的价值,也要求改变只在前人设定的问题里循环的习惯。他设想由图书馆、调查团体和研究环境支持合作,使不同专长的研究者相互订正。文中对证据的严格要求,是他提出的研究纲领;其中对传统学术的激烈评价,则保留着1920年代论战的语气。
参考:[2]
迁徙中的研究所与大学
史语所1928年在广州筹建,此后迁至北平、上海、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人员与材料又经过长沙、昆明,转到四川南溪李庄,战后返回南京。考古发掘所获器物、甲骨和文献需要持续保存、整理与出版;维持这套研究条件,是傅斯年主持机构时的重要任务。
他于1945至1946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时,仍兼史语所所长。1950年12月20日,他在台北去世。其留下的机构、档案和出版物,让有关他研究主张及办学实践的讨论有了可以继续核对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