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仕与战乱中的迁徙
杜甫早年广泛阅读、出游，与李白、高适等诗人交往。他参加进士考试而未中，后来长期在长安求仕，向朝廷献赋，获得较低阶的官职。史传把他的文学活动与求取政治职位相联系，也记述其家庭在求仕过程中的困顿。
安禄山叛乱后，杜甫一度落入叛军控制地区，后来前往凤翔朝廷，任拾遗。他为房琯辩护而受到追问，随后赴华州任职，又离开官场，经秦州、同谷等地入蜀。战事、朝廷人事和生计共同推动其迁移，诗中的离别、家书和征戍题材也由此获得具体生活背景。
成都草堂与后续行旅
759年冬，杜甫带家人来到成都，次年春在浣花溪附近营建草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记其先后在这里居住三年零九个月，留有二百四十余首草堂时期诗作。朋友和地方官员提供的帮助，使这段生活获得较为稳定的居所，但诗中仍有贫困、风雨及家人处境的忧虑。
杜甫曾进入严武幕府，担任参谋，并有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衔，“杜工部”之称由此而来。后来他离开成都，沿江经过夔州，再到荆湘地区，770年去世。今天的成都草堂经历后世多次重建、修葺，保存的是长期纪念与研究形成的遗址空间，不能把全部现存建筑看作杜甫本人居住时的原物。
从个体经验写到时代处境
《春望》从陷于战乱的都城景象转入感时、恨别和对家书的渴望，最后落到搔首白发的身体动作。山河、花鸟与战争并置，使国家局势和家人离散进入同一首短诗。《登高》则由秋江、猿声、落木等景象，转向长年作客、疾病和衰老，展现杜甫以严整诗律容纳复杂经验的一种写法。
《新唐书》评论其诗善于陈说时事，又重视词律与精深的表达，沿用了把杜诗视作“诗史”的评价。这一说法有助于理解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诗中的视角、取舍和抒情组织仍属于文学表达。对一场具体战争或政策的考察，还需要把诗作与史书、文书等材料相互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