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与文献的形成
《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亦译《意见宣言》）与1848年7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卫斯理礼拜堂举行的妇女权利大会相联系。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起草文本，麦克林托克家族成员参与讨论和修订；卢克丽霞·莫特等改革者也参与大会的筹备与发言。
约三百名男女出席会议，最终有六十八名女性和三十二名男性签署宣言。这个签署数字既不同于到会人数，也不应被解释为全体美国女性的意见调查。它是一群改革者公开承担倡议的记录，讨论和联署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
借用建国原则提出平等要求
宣言沿用《独立宣言》的起论方式，把自由、平等以及政府来自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转用于女性处境。它明确将男女一同纳入生而平等的主体，而非只要求男性出于善意给予少量照顾。
与1776年文献指责英国王权不同，这份宣言把持续的不平等归于男性支配下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它追问：女性如果不能参与选举和立法，为什么仍须服从相关法律、承担税负？这把私人生活中的不满与政治代表权连接起来。
文本的控诉语气具有动员目的。例如它将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受到的限制写得十分概括。阅读时既要理解这种揭示制度障碍的力量，也不宜把每一句概括都当作对各州、各阶层毫无例外的法律调查结论。
不止选举权的权利清单
宣言列举的事项横跨婚姻、财产和劳动生活：已婚女性独立法律地位受到压抑，财产与收入缺乏控制权，离婚及子女监护安排偏向男性。它也批评高收入职业、充分教育和宗教公共活动对女性设置的障碍。
另一些条目直指道德双重标准：社会可以轻易容忍男性的行为，却用同类行为排斥女性。宣言由此把法律资格、经济资源和自尊受到的损害放在一起，不把女性处境只归结为一张选票。
大会另行讨论的决议把这些主张转为行动要求，其中争取女性选举权的第九项决议引起明显争论。有些与会者原则上反对任何人参与投票，并非只是反对女性投票。斯坦顿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这项要求辩护，使选举权成为大会的重要议题。
行动纲领与代表性边界
宣言结尾预料到误解和讥讽，同时提出散发小册子、向州及全国立法机关请愿、争取讲坛与报刊支持、继续召开会议等办法。这些措施说明它意在组织长期改革，而非宣布平等已在签字当日实现。大会随后还安排出版会议记录，继续传播其诉求。
这份文献具有开拓性，却不能抹平女性内部的差异。种族、阶层及地区影响着女性面对的不平等，黑人女性的处境尤其不能由这一会议完整代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历史解说指出，没有证据显示黑人女性受邀参加此次大会。把这一边界与宣言的普遍权利语言同时保留，才能理解它的贡献及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