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条约诉求到常设机构
1840年怀唐伊条约签订后，历代毛利领袖持续向议会及法院提出土地与条约权利诉求。1975年的制度变化，是把这些诉求的一部分引入专门调查机制，而非重新签订条约。毛利事务部长马蒂乌·拉塔推动立法，1974年11月8日向议会提出法案；工党政府于1975年10月10日设立怀唐伊审裁处。
审裁处是一种常设调查委员会，并不等同于普通法院。它以条约所形成的毛利人与王室关系为基础，审查国家立法与政策造成的具体损害，向政府提出处理建议。
1975年权限的边界
最初的审裁处仅有三名成员。毛利人可以提出申诉，由其判断当时或未来的立法、政府政策是否违反条约原则，是否已经或可能使申诉人受到不利影响。调查结论可以成为补救建议的依据，却没有普遍强制政府执行建议的权力。
这一设计没有开放对殖民时代全部往事的追溯调查。包括拉塔在内的许多毛利人，对历史管辖权的缺席和建议缺乏执行力感到失望。它既为申诉提供了新的公共渠道，也把能够处理的问题和能够给予的救济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
参考：[2]
双语文本与条约原则
条约的英语文本和毛利语文本并非意思完全一致的互译本，因此，如何确定两者的关系，是新机构面对的核心问题。审裁处获得了为本身程序解释条约意义与效力、处理两种文本差异的权限。
法律采用“条约原则”作为判断尺度，没有一次性列出所有原则。此后的审裁处和法院通过具体案件逐步阐明其内容。对原则的强调也引发争议：有人担心它会削弱条约实际条款的力量；另一方面，这种表达让解释者能够处理1840年文本没有明确预见的现代问题。
早期实践及后来的扩权
审裁处最初十年的申诉数量不多，早期调查主要涉及地方环境与规划问题。制度的影响不是法律通过当天就全面显现，而是在调查、报告及政府回应中逐渐形成。
1985年的修法才把调查权限追溯至1840年，继而大幅增加历史申诉。因而，1975年建立的是条约申诉的常设制度基础，1985年则另行开启广泛调查殖民历史的阶段，这项追溯权限并非1975年创设时已经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