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危机与富山湾的抗议
1918年的米骚动并非一场在单一地点发生的暴动，而是一连串围绕粮价、供应与生活负担的集体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景气伴随物价上涨；新米上市前，粮食又成为投机对象。预期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所带来的需求，使部分地主和米商买入囤积，进一步推高米价。
富山湾沿岸不少家庭依靠工资和购买粮食生活，看到大米继续外运，便要求运输商和米商停止装运、降低售价。鱼津的地方材料记载，7月23日妇女在码头及十二银行仓库附近阻拦装米，经过交涉使运输暂停。这一行动的重要特点是要求保住本地供应，而不是以推翻政府为共同纲领。
从地方交涉到全国骚动
鱼津常被称作米骚动发祥地，但这个说法需要说明证据范围。鱼津市教育委员会既列出7月23日有公文和报纸记录的行动，也根据证言等材料，把东水桥的有关行动追溯到6月下旬或7月初。因而，明确记载的日期与居民回忆中的更早抗议，并不能简单混为一个毫无争议的“第一天”。
8月，报纸传播富山的消息，抗议迅速扩展到其他地区，形式也随之变化。地方性的集体请愿和议价，与城市中的袭击、纵火并存。国立国会图书馆对田健治郎日记的解说记载，8月12日神户发生骚动，铃木商店和《神户新闻》社建筑被焚烧。不能把这种城市暴力反推为所有沿海妇女行动的原貌，也不能从建筑遭袭就认定受袭商号的每项传闻都属实。
军警镇压之外的地方应对
当局不仅出动警察，也调军队处理骚动。上越市保存的档案展示了另一层治理：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仍在预防性管制与粮食救济之间作出安排。1918年8月16日，中颈城郡向辖内町村发出秘密通知，要求禁止包括盆舞在内的户外聚集；随着局势缓和，这项禁令在9月解除。
地方救济并非只有一种办法。高田市议会决定向贫困居民发放米券；直江津町通过捐款、新井町通过町当局与米商分担降价成本，供应较便宜的大米。高田随后也拨付市费发放购米折价券。这些措施说明，米骚动的影响超出了发生冲突的街道，迫使地方政府把粮价与居民购买能力作为直接的行政问题。
参考：[3]
内阁更替及其界限
骚动给寺内正毅内阁造成严重政治冲击。寺内早在1918年春已因健康问题流露辞意，9月21日辞职；因此，米骚动是危机的重要背景，却不是他退出政坛的唯一因素。大规模行动趋于平息，也不等于所有地方的不满在同一天消失。
9月29日，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组成新内阁。除外务、陆军和海军大臣外，其余国务大臣由政友会成员担任，政党在内阁中的地位明显增强。原敬没有爵位，并拥有众议院席位，因而以“平民宰相”受到关注。但这一结果仍是既有帝国宪政制度内的政府更替，不是骚动直接产生了新国家或新的宪法。粮食抗议、地方救济与中央政权重组，是同一场危机中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