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迅速扩大的收容
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政治危机转为武装镇压与战争，此后难民持续越境进入印度。接收压力集中在西孟加拉、特里普拉及东北边境地区。人们住进营地、学校和临时棚屋，也有许多人投靠亲友。
联合国难民署专书转录的印度政府统计显示，12月1日在印难民约990万人，其中约680万人居住于825座营地，约310万人由当地家庭接纳。西孟加拉和特里普拉承担了最大份额。这一年底时点的规模，来自数月持续累积的越境流动。
乐施会工作人员艾伦·莱瑟4月底抵达加尔各答。他在5月3日的报告中描述，边境一处刚设立不久的营地，已有数千人挤在走廊、树下和手压水泵旁，等候登记、领配给卡和食物，地方发展官员还在应付不断增加的新来者。
印度负责现场，联合国协调外援
4月，印度向联合国请求援助。秘书长吴丹随后指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作为各机构援助的协调中心；5月19日发出国际募援呼吁。高级专员萨德鲁丁·阿迦汗领导的协调工作，重点是动员捐助、采购运送物资和联络印度政府。
世界卫生组织的同期报告明确，现场救济由印度中央政府及接收地区负责。印度设立中央协调委员会，下分食品、卫生、住所与环境卫生、运输与后勤四个小组。联合国方面，5月底形成每周会商的跨机构协调安排，6月初又在新德里设协调代表机构。
由此，国际粮食、医疗和其他物资须接入印度的分配网络。粮食、棚布或药品抵达港口和机场之后，仍要靠地方运输和现场人员送到人口持续变化的接收点。
用当地物资支持当地队伍
莱瑟发现，不少急需的棚布、药品、衣物、车辆和专业人员可以在印度取得，遂向乐施会请求资金，在当地采购并聘请帮手，再交给已与政府人员共同工作的印度团体。他还招募青年医生和医学生，参与营地及村庄的防疫。
7月，乐施会把工作集中到五个难民聚居区域，在印度政府基本食品配给之外，提供医疗、清洁用水、环境卫生、儿童喂养和住所支持。各队由印度志愿者与难民组成，包括从孟买、古吉拉特等地赶来的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
当地社会组织也记录了日常困境。甘地和平基金会的纳拉扬·德赛描述，难民挤住帐篷或架高的竹台，以避开积水；戈巴尔丹加社会福利协会的J.班纳吉则把扶老携幼、不断迁移和路边病亡的经历写入对外呼吁。
雨季中的食品与卫生难题
季风洪水把缺少住所变成运输和防疫危机。邦加翁天主教神父D’Souza在同期证词中说，当地32座营地已有29座被水淹，居民挤到道路上，路阻又使政府难以运送食品。他担心大片积水会让冬季来临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营养不良尤其威胁儿童。世界卫生组织记载，7月印度专家在西孟加拉六个地区调查后，印度当局与国际机构组织了预防及治疗计划。印度红十字会承担预防性营养工作，严重营养不良儿童则进入治疗安排；计划建设500个营养治疗中心，11月报告称首批中心已经运行。
供水、环境清洁和疾病治疗需要同时推进。救济机构增加医疗物资运输，地方人员则在粮食配给之外安排儿童补充喂养，以应对感染与营养不良并存的处境。
邦加翁的口服补液实践
6月24日，马哈拉纳比斯等医务人员到达邦加翁，在分区医院的传染病小屋开展霍乱救治。他们所属的加尔各答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研究与训练中心安排车辆往返运送人员、食品和医疗用品，但静脉补液库存很快不足。
团队在加尔各答预先称量、分装葡萄糖与电解质粉剂，附上用水配制的说明，运到现场使用，并教辅助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协助喂饮。病情严重者仍先用有限的静脉补液抗休克，口服补液帮助维持后续治疗；较轻患者则可直接接受口服治疗。
他们后来发表的观察报告，统计6月24日至8月30日中心收治霍乱及类似腹泻患者3703人，死亡135人，病死率3.6%；其中专门示范病区收治1190人、死亡12人。这是特定中心的临床记录，所采用的预包装、运输和照护办法，则展示了短缺环境下扩大救治的实际路径。
参考：[4]
把营地经验带到国际社会
随着救济持续，民间团体也试图维持海外关注。1971年10月21日，乐施会出版《六十人的证词》，汇集援助人员、记者和访问者的见闻。10月28日，爱德华·肯尼迪将其全文收入美国参议院《国会记录》，让当地关于拥挤、洪水和营养问题的陈述进入政治讨论。
12月战争结束后，难民开始大规模返回孟加拉国，食品、医疗和运输支持也逐渐转向返乡路线。到1972年2月底，返回者已超过九百万。1971年在印度形成的接收、采购、营地照护和国际筹援网络，因人口流动方向改变而再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