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等级与共同体动员
1860年黎巴嫩山与大马士革暴力事件，涉及同属奥斯曼帝国、但政治与社会结构不同的山地和城市。黎巴嫩山此前由马龙派、德鲁兹地方长官分区管理，混居地区又有自己的代表安排。宗教归属日益成为政治代表的依据，土地关系和地方等级的争执同时加深。
1858至1859年，凯斯鲁万的马龙派农民反抗同属马龙派的哈津家族领主。1860年5月，部分武装人员南下，声称保护混居区的基督徒，紧张局势转为全面冲突。德鲁兹武装随后取得优势，哈斯拜亚、扎赫勒、代尔盖迈尔等地接连遭袭；一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基督徒居民仍被杀害，大批人口逃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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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屠杀与跨宗教救援
7月，大马士革发生针对基督徒的暴力，巴卜图马街区遭杀戮和掠夺。当地经济困顿、对欧洲影响扩大的不满，以及来自山地的消息相互交织。山地战事与城市屠杀先后发生，并不意味着两地拥有相同的行动者、直接动机和战斗过程。
流亡大马士革的阿卜杜勒·卡迪尔组织以北非移民为主的武装，把受威胁的基督徒接入自己的住宅并送往城堡避难。他的人员抵御袭击，他也请宗教学者劝阻迫害。救援发生在地方官府保护失效之际，显示穆斯林居民的行动并非一致，宗教身份也没有预先决定每个人在暴力中的选择。
惩处与有限期的外国驻军
奥斯曼特使福阿德帕夏以恢复苏丹权威和保护臣民为名展开惩处，处决、流放涉案人员，并追究失职官员。镇压既回应受害者和欧洲政府的压力，也向地方社会重申国家对惩罚权的控制。
1860年8月3日，奥斯曼帝国与英、法、奥、普、俄代表在巴黎达成安排：欧洲可派遣至多一万二千名士兵，法国先提供一半；远征军司令须同奥斯曼特派员协调。议定书当即生效，9月5日转为正式公约。法国部队于8月登陆，最初约定的驻军期限为六个月，后来延至1861年6月。
1861年的制度安排
列强同时声明不藉干预取得领土、排他性影响或专有商业利益。这样的承诺并未消除外国介入，却说明所签安排以奥斯曼主权继续存在为前提，并非把当地正式划成法国领地。
调查和谈判延续到次年。1861年6月9日通过的安排，使黎巴嫩山改由一位基督徒总督统辖，直接隶属奥斯曼中央，结束原来的双长官分治。总督由帝国政府选择，任期安排与继任问题涉及同列强协商；其行政授权来自苏丹。这里形成的是帝国内部受到国际约束的特殊治理制度，而不是一个已经独立的现代黎巴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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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之后的不同解释
历史学家马克迪西把这些冲突置于改革、地方权力与民众动员的变化中，而非解释为不变的宗教仇恨。他特别注意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以及地方精英未能完全控制以宗教名义集结的人群。
当时的回应也不只有复仇。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在1860年9月29日的《叙利亚号角》首号宣言中，把死亡和财产损失视为共同社会的损失，反对胜者炫耀暴行，也反对败者借外国军队报复。他以共同生活经验诉诸“同胞”，呈现了灾难之后另一种政治重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