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分配与武装力量
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开始，指贝鲁特的政治暴力在当年春季转变为持续的民兵战争，随后蔓延到其他地区。4月13日艾因鲁曼内的教堂附近枪击与巴士袭击成为通常采用的爆发标志；此前的社会冲突、巴勒斯坦武装问题和国家权力争执，已使局部冲突难以获得共同认可的解决办法。
1943年独立时期形成的国民公约，以宗派间的妥协维持国家，政府职位和议会代表权也按宗派分配。这个安排没有消除精英集团对资源的控制。1970—1971年，大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逐出约旦后进入黎巴嫩；他们同本地左翼组织结盟，又同黎巴嫩军队、右翼组织发生冲突。对以色列的袭击及其报复行动，使南部居民和中央政府承受持续压力。
历史学家特拉布尔西把改革受阻、贫富差距与武装竞争放在同一背景中讨论。1975年2月，赛达反对渔业垄断的示威遭军队开枪，受伤的政治人物马鲁夫·萨阿德后来死亡，冲突随即扩大。社会不满由此与支持或反对军队的政治动员紧密结合。
四月十三日的连锁袭击
4月13日，艾因鲁曼内一座教堂附近发生枪击，长枪党人员受袭。随后，长枪党武装向经过该区、载有巴勒斯坦人的巴士开火。最初枪击的行凶者及其目标并没有得到各方一致认定，乘客也没有因同为巴勒斯坦人而被证明参与此前袭击。
关于巴士上的死亡人数，特拉布尔西记为21人，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研究记为约26人。两种叙述都将这次袭击视为战争爆发的关键环节。随后的战斗把长枪党、巴勒斯坦武装及黎巴嫩盟友卷入街区对抗，报复的对象越来越包括未参与战斗的居民。
停火失效与国家权力分裂
政府面临的困难不只是缺乏部队，更在于政治领导人无法就如何使用军队达成一致。军队究竟维护公共秩序，还是在宗派和政治对立中帮助一方，成为争议核心。朱姆布拉特及其左翼盟友试图孤立长枪党时，其他基督教政治力量又转向支持杰马耶勒阵营。
支持既有权力格局的马龙派民兵、寻求改革的民族运动，以及不同巴勒斯坦派别，各有自己的组织和目标。宗教身份影响动员，却没有使任何一方成为成分一致的阵营。交战扩大后，混居地区居民逃往本宗派占优势的地带，武装控制与人口迁移相互强化。
到1975年底，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政府和传统政治领袖仍能促成某些短暂停火，却已难以恢复稳定秩序；军队也显露分裂迹象。军队在1976年进一步瓦解，是这一危机的后续发展。
参考：[1]
地方战争的地区牵连
美国政府1975年10月的会议记录显示，外部观察者同样担忧这场战争超出单纯宗派冲突。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在讨论中提到阶级和民族主义因素；与会者又反复权衡叙利亚、巴勒斯坦组织和以色列的行动。这些记录反映的是美国决策层当时的判断，而非各交战组织的共同立场。
基辛格等人关注防止地区大国直接卷入，同时讨论新的权力分配能否缓和危机。美国官员明确否定长枪党方面可能期待的、类似195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做法。叙利亚则已通过调停、边境及对巴勒斯坦方面的影响参与局势。
1975年的转折没有立即产生一个取代共和国的新政权，而是使既有国家机构同不断扩张的武装控制区并存。未能解决的代表权、改革和安全问题，加上邻国介入的可能性，使四月的袭击发展为持续战争，而非一次很快结束的治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