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

贝鲁特位于黎巴嫩海岸中部，核心城区坐落在向西伸入地中海的半岛，建成区沿海岸及内陆扩展。行政上的贝鲁特市并不包括整个都市区：联合国人居署2021年报告为研究连续建成区，将周边共31个市镇纳入分析，这一研究范围不是新的行政边界。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贝鲁特成为连接叙利亚腹地与海外市场的重要商业、文化和交通中心。1888年，它取得奥斯曼省会地位；1887至1893年建设的新港，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区域联系。历史学家赛义赫的研究强调，港口扩建既是城市商业增长的结果，也反过来改变道路、仓储和港边街区，城市兴起早于这项现代港口工程。

参考：[1] [2]

1834年，美国传教士印刷所从马耳他迁至贝鲁特。其印刷品由宗教著作扩展至学术与教学领域，运作中既有伊莱·史密斯、范戴克等传教士，也有法里斯·希迪亚克、布特鲁斯·布斯塔尼等阿拉伯学者参与。学校用书、翻译和出版因而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而非单纯由外来机构向本地传递知识。

祖卡克·巴拉特街区汇聚学校、印刷所、教会和本地文化团体。1866年创办的叙利亚新教学院，即后来的贝鲁特美国大学，早期借用当地房屋授课，并与布斯塔尼的国民学校建立衔接关系。1873年前后学院迁入拉斯贝鲁特的新校区，教职人员住宅及相关活动也逐渐向城市西部延伸，教育机构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一部分。

参考：[3]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贝鲁特成为法国统治下大黎巴嫩的首都；1943年黎巴嫩独立后，继续承担国家政治中心的职能。委任统治时期的道路改造、地籍调查和基础设施建设，既改变旧城，也延续了奥斯曼晚期已经开始的城市管理与商业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银行、公司、国际机构和高等教育进一步集中于此，海港与新国际机场共同支持区域联系。哈姆拉及拉斯贝鲁特逐渐成为旧港商业中心之外的另一处商务、文化和旅游中心。与此同时，农村移民和巴勒斯坦难民进入周边地区，城市繁荣与低收入居住区的扩展并存。

参考：[1] [2]

1975至1990年内战期间，穿越市中心的“绿线”分隔东西贝鲁特，武装组织的控制区与检查站重组了日常通行。居民逃离、跨区迁徙和难民定居改变了街区人口构成，城市边缘的非正规住房也继续增加。战争造成的空间分裂，既涉及宗教和政治，也涉及住房、工作与公共服务。

战后市中心的大规模房地产重建，与外围较低成本、缺乏整体规划的扩建走上不同路径。2020年8月4日港口爆炸又损害历史核心区及邻近商业、文化和住宅街区。人居署2021年的调查把爆炸、经济危机与疫情视为相互叠加的冲击：建筑修复之外，居民能否留居、就业和获得服务，同样关系到城市生活的恢复。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