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堂需要一座药草园
十六世纪的医药教学依赖古代药物学著作，但书中的植物名与市场上的药材未必一一对应。同名异物、异名同物以及昂贵进口药的掺假，使辨认实物成为重要问题。帕多瓦的药草园以本地和外来药用植物为收藏对象，既供医学生学习，也为药剂师和药材商提供比对材料。
推动者弗朗切斯科·博纳费德自1533年担任帕多瓦大学药用植物讲席教授，1543年提出设园申请。1545年，威尼斯共和国以法令批准建园。大学由此把原先分散取得、用于示教的植物集中栽培，形成能够长期维护的公共教学设施。
公共拨款与修道院土地
建园得到共和国财政支持，地点选在帕多瓦本笃会所属土地上，工程获准后随即展开。政府负责批准并提供公共资源，大学承担学术用途，修道院土地则使植物有了相对稳定的生长空间。这种结合让一座药草园超出了个别教师私人收藏的规模。
园区中央采用圆形与内接方形结合的布局，十字道路把方形划为四区，较小的几何花床分别栽种植物。花床、通道和界墙既组织参观路线，也帮助辨认植株所在。围墙还有实际的保护功能：大学档案记载，开放园地曾使人们随意进入并取走药草。
园长、采集者和学术争论
1546年，路易吉·斯夸莱尔莫，即安圭拉拉，被任命为首任园长。他曾师从卢卡·吉尼，熟悉采集和植物观察。园长的工作包括寻找植株、安排栽培、保存收藏和供给示教材料；植物一旦入园，仍须投入人力和费用，才能维持活体收藏。
这套工作并未消除学者分歧。医师兼本草作者彼得罗·安德烈亚·马蒂奥利，先与安圭拉拉友好往来，后来因古代植物名称的鉴定争执而攻击他。继任园长梅尔基奥雷·圭兰迪诺也因不同鉴定意见遭受批评，马蒂奥利甚至试图使其去职。药草园既是合作采集的场所，也是检验和争论医药权威的现场。
把书名对应到活体植物
圭兰迪诺任内，医学生的学习包含两个相互配合的环节：药用植物讲读主要讨论狄奥斯科里德斯《药物志》等文本；实物示教则在园内逐株展示，让学生看见文字所指的对象。采回的植物被集中到花床，学生能够重复观察，而不必每次都远赴原产地。
1590年接任的雅科波·安东尼奥·科尔图索，又获得大学管理者批准，聘用在帕多瓦取得医学学位的约翰·赫特尔为助手。赫特尔在1592—1593年前往附近山地采集稀有植物，补充收藏及教学。这项工作把大学任命、野外寻找、园内栽培和课堂使用连接成连续过程。
参考：[2]
园圃图成为学生的记录工具
留下来的园圃图，使这种教学可以具体重建。植物名被手写在对应花床上；有的图还标注本草书页码，方便在植株和书本之间来回查验。1591年吉罗拉莫·波罗出版的《帕多瓦药草园》，以编号花床图配合空白页。帕多瓦市立图书馆保存的一册已有部分手写植物名，显示它能够被当作随身练习册使用。
图纸也伴随人员移动。1579年，曾在帕多瓦学医的洛伦茨·肖尔茨，把绘有四区、填入植物名称的园图赠给博洛尼亚学者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后来又在布雷斯劳营建药用植物园。植物园的影响因此通过具体学生、图纸和收藏实践向外延伸。
参考：[2]
在原址延续的观察设施
帕多瓦植物园后来增添供水设施、入口、暖房以及其他植物收藏，但圆形核心和四区道路长期保留。199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时，特别重视其原址延续和教学研究用途的连续性。
这座园地的意义，既在于保存植物，也在于让植物可被定位、照料和反复比较。政府投入、大学职位、园长经验与学生记录共同支持了这套实践，使药材鉴别不再只凭书名和传闻，而有了可共同查看的活体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