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出生于英国伊灵。他在皇家矿业学校教授自然史，并把动物和植物放入共同的生物学框架中研究。这里的赫胥黎指这位与查尔斯·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不能只凭姓氏把朱利安或安德鲁·赫胥黎的成果归到他名下。
他的工作连接着三个场合：解剖室里对身体结构的比较，书信和公开著述中的演化讨论，以及面向学生、教师和普通公众的科学教育。支持演化论并没有代替具体的标本证据，公共声望也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专业工作。
把人的位置变成比较问题
1863年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比较了人和其他灵长类的骨骼、手足及脑部结构。赫胥黎的论点不是人和猿毫无差别，而是应把差别放在整个灵长类的变化范围中衡量，不能预先把人排除在动物分类之外。
一个具体争点是理查德·欧文所说的脑后叶、侧脑室后角和“小海马”等结构是否为人所独有。赫胥黎援引解剖观察和图示，指出类人猿也具有相应结构。“小海马”是当时对脑室内一处隆起的名称，不宜与今天常说的海马结构混为一谈。
这一反驳削弱了以某几处脑结构在人与猿之间划出绝对界线的论证，却不等于仅凭脑部相似就证明了全部演化机制。他仍把分类比较与物种如何产生的问题分开处理。
参考：[1]
支持者也提出问题
1859年11月23日，赫胥黎在给达尔文的信中积极评价《物种起源》，准备为其观点辩护。但同一封信也质疑过于严格的连续渐变表述，认为自然可以出现较小的跃变，并追问在环境直接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应怎样解释变异。
这种态度比“无条件追随者”的形象更准确。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他认可选择能造成显著结构变化，同时要求理论解释物种之间的繁殖差异。演化论争因而既包含支持共同自然起源的立场，也包含对证据充分程度的内部检验。
让学生亲手核验
赫胥黎推动的生物学教学不是把动物学和植物学名词合并成一张清单，而是让学生通过形态和生理研究理解生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南肯辛顿的实验教学条件使这种安排得以展开，教师培训又把实验室方法带向更多课堂。
1875年的《初等生物学实习教程》由赫胥黎在亨利·纽厄尔·马丁协助下编成。书中选择常见、易获得的生物，从酵母到蛙安排观察。酵母一章要求学生测量并按比例绘制细胞，记录结构和出芽，再比较不同培养条件下的生长，而不是仅背诵一张标准插图。
由此，比较解剖中的核心习惯进入了教学：先明确要比较什么，再亲自观察，并把推论与所见事实区分。课程与教材的贡献属于共同参与的教师和研究者，实验教学的发展并非一人的孤立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