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并不是独自旅行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是英国博物学家。他早年从事测量和教学，后与亨利·沃尔特·贝茨前往亚马孙地区，通过采集和出售标本支持考察。返航失火使他损失了大量标本与笔记，但没有终止其研究。
1854—1862年的马来群岛考察成为其重要事业。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序言统计，运回状况良好的标本共125660件，其中昆虫占大多数。这不是物种数，也不能理解为全由他一人捕获：他明确记载马来助手和查尔斯·艾伦的协助，博物馆史料也指出阿里在采集和旅途中所作的贡献。
岛屿之间为何不同
华莱士注意到，邻近、气候相似的岛屿可以有很不相同的动物群。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的海峡，是其讨论的典型例子：越过海峡后，常见鸟类的组成明显改变。他把这种差别与婆罗洲、苏拉威西及更东部岛屿的材料联系起来，讨论亚洲与澳大利亚动物群的分界。
后来所谓“华莱士线”，首先是对分布格局的概括，不是海面上禁止一切生物跨越的墙。《马来群岛》本身已记载，帝汶的若干蝙蝠也见于爪哇或其以西岛屿；他还反复比较不同类群的扩散能力、共有种与特有种。
其关键方法是把当下分布当作过去地理和生物历史的证据。海峡宽度不能单独解释一切，还须考虑长期隔离、海陆变迁和物种变化。他提出的具体地史重建属于当时假说，不能直接当作现代地质结论。
参考：[2]
从生存差异到持续变化
1858年华莱士写成《论变种无限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寄给达尔文。他从动物数量不可能按繁殖潜力无限增长出发，讨论食物短缺、捕食和季节条件如何使生存机会不同；某种变异若有利于维持生命，便可能在数量上占优势。
原文进一步设想，干旱等环境变化会使较不适应的类型衰退，一种有利变种可能取代原来类型，并继续发生变化。这样，变种不必总是回归原形，物种改变也不必有预先设定的狭窄限度。其论述特别围绕野外生存条件展开，而不是把家养品种的现象原样移到自然界。
参考：[3]
联合发表的三份材料
1858年7月1日，伦敦林奈学会宣读了莱尔与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安排的材料，达尔文和华莱士均未到场。联合发表并不是两人坐在一起合写同一篇论证，而是组合了达尔文1844年未刊论著节选、1857年致阿萨·格雷书信摘要，以及华莱士的论文。宣读与随后刊印应作为不同阶段理解。
这项安排同时呈现了达尔文长期形成而尚未公开的观点，以及华莱士独立写出的解释。华莱士不是只提供一个提醒达尔文出版的偶然契机，其论文自身是一项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两人都主张自然选择，并不意味着在每个问题上始终一致；华莱士后来对人类心智能否由自然选择充分解释，持有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