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拉子到文学职业
丹内什瓦尔出生于设拉子，父亲是医生，母亲从事艺术。她在当地接受双语教育，后到德黑兰大学学习波斯文学，取得博士学位。父亲去世后，她靠广播和报刊写作维持生活，文学劳动由求学期间的谋生手段逐渐发展为长期职业。
1950年，她与作家贾拉勒·阿勒·阿赫玛德结婚。1952年，她获得富布赖特资助赴斯坦福大学研习创作，受到华莱士·斯特格纳指导。回国后，她在德黑兰大学教授艺术相关课程。阿赫玛德既是她的伴侣，也是通信和思想交流的对象，但她的小说、翻译与大学教学构成了自己的职业轨迹。
她的译作涵盖霍桑、契诃夫、萧伯纳等作家；跨语言阅读与翻译因而不是创作之外的偶然活动，而是她持续参与伊朗文学生活的一部分。
《萨巫颂》中的家庭与占领
1969年出版的《萨巫颂》（Suvashun，亦作 Savushun）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设拉子为背景。女主人公扎丽试图守护家庭，丈夫优素福却拒绝将庄园收获出售给占领军及相关势力。粮食、土地和日常安全由此成为家庭内部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优素福遇害后，扎丽由保护家人的退让转向公开悼念和抵抗。书名借用了哀悼传说英雄萨巫什的仪式意象，使当代暴力与古老的受难叙事发生联系。小说主要通过扎丽的见闻推进，国家危机因而呈现在一个家庭的经验之中。
对扎丽的评价并不一致：有评论强调她逐步获得行动能力，也有批评认为，她的觉醒仍依附于丈夫确立的政治目标。争论涉及女性角色究竟拥有多大自主性，而不只是作品是否采用了女性主人公。
短篇中的社会边缘
她早期出版《熄灭的火焰》（1948），继而推出《天堂般的城市》（1961）。后者的同名故事描写非洲裔伊朗女佣梅赫兰吉兹的处境：曾经的奴役关系在家内劳动中留下深刻痕迹，法律身份的改变并未自动带来平等。
学者艾米·莫特拉格把这些作品与丹内什瓦尔的美国经历、书信相对照，指出她一方面同情受压迫者，另一方面仍可能借黑人形象来表现非黑人伊朗人的困境，使黑人自身的经验退居次要位置。这是一种针对叙述方式的批评，也揭示了阶级、性别与种族之间不完全重合的关系。
丹内什瓦尔1963年再赴美国期间接触民权运动，并参加华盛顿大游行。她的国际经验扩大了社会观察的范围，却没有消除作品及私人表达中的全部偏见；莫特拉格正是从这种张力考察其文学与思想。
持续写作与文学位置
《萨巫颂》之后，她仍继续创作，作品包括《我该向谁问好》（1980）、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彷徨之岛》及《彷徨的赶驼人》（2001）。她的文学事业跨越巴列维时期和伊斯兰革命后的社会环境，并不止于一部成名小说。
她在退出大学教学后仍然写作，2012年于德黑兰去世。《萨巫颂》的多语种传播及后续研究，使她长期处于现代伊朗文学讨论的中心：其重要性既在于拓展女性作者的创作空间，也在于把国家政治落实为家庭、身体和生活选择中的具体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