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与学术经历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官之学，向杨何学习《易》，向黄子学习道家论说。他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任太史令，所接触的知识包括天象、历数以及关于政治秩序的讨论。这些学术传统共同构成其判断政教与历史的背景。
《自序》说明太史公掌天官而不治民。这里的太史令属于朝廷职官，不能仅按后世“历史作家”的含义理解其工作。司马谈既承担与天官有关的职责，也关注如何整理前代与当代史事；《汉书·司马迁传》后来以父子相继的方式叙述这段背景。
《论六家要指》的分类与判断
《自序》保存了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论述。他先比较各家的长处与限制，再指出其中值得采用的部分。例如，他讨论儒家的礼序、墨家的节用、名家的名实和法家的君臣秩序，同时批评过于拘束或缺乏变通的倾向。
司马谈尤其赞许道家能够随时变化、采纳其他传统的可用之处，把有关政治、社会与修养的不同论说放进一个比较框架。这是他对既有思想的整理和评价；六家的划分体现论者的分析方法，并不意味着此前所有作者都以这六个名称自我归属。
参考：[1]
著史遗命与文本传承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封禅时，司马谈未能随行，随后病重。《自序》叙述他临终握着司马迁的手，要求儿子不要忘记整理历史的愿望，继续承担太史的工作，并记录当世人物与事功。这段父子对话是司马迁说明自身著述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马迁后来继任太史令，得以接触朝廷史料并继续著史。《史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组织成书，属于此后长期工作的成果。司马谈提供的计划、知识与嘱托，可以从《自序》和后来《汉书》的叙述中考察；遗命对话首先是儿子保存下来的著述自述，不能当作独立的现场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