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教师到大学讲席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史学家与教育工作者。他中学阶段曾受吕思勉影响，学校因辛亥革命停办后，继续自学。1912年起，他先后在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并在教学之外钻研传统文献。其研究道路并非从大学专业训练起步，而与长期读书、备课和文字考辨相互推动。
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随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在其他高校兼课。战时继续辗转讲学，所论并不限于一朝政治，而涉及经学、思想和制度。他的学术活动始终与教学相联系，后来通史和学术史著作中的问题，往往也来自课堂上组织长时段知识的需要。
考证与通史的连接
《先秦诸子系年》以年代、人物活动及学术师承为线索，比较文献间的异同；《刘向歆父子年谱》则通过排列人物生平与政治事件，介入经学真伪和传承问题。钱穆并不是只作文化议论，他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将经学问题放回可以考察的历史时间之中。
《国史大纲》由中国通史教学发展而来，1939年在云南宜良写成，1940年初版。它采用提纲与说明结合的体例，把政治制度、社会变化、学术思想及对外关系贯通起来。书的简要不是不使用细节，而是把具体考证组织进总体叙述；因此其中的概括应视为作者综合材料后的判断，不能当作未经选择的史料原貌。
如何阅读《国史大纲》
从目录可见，钱穆叙述隋唐时，同时讨论政府组织、进士、租税与兵制；叙述宋代，又将财政、对外关系及士大夫改革相互联系。这样的安排让通史不只成为君主更替的时间表，也要求读者留意制度之间及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卷首提示要求读者对本国历史有所认识，并持“温情与敬意”。这是他希望建立的理解态度和文化立场，不是所有历史判断已获共同认可的证明。目录中对盛衰、政权性质和文化延续的用语，也显露作者的解释框架。使用这部书时，须区分所引材料、据此提出的推论，以及贯穿全书的价值关怀，不能以情感认同代替逐项核证。
新亚教育与晚年著述
1949年钱穆到香港参与创办亚洲文商教育机构，1950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改组为新亚书院，任首任院长。他又推动研究所建设，新亚后来与其他书院共同参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组成。这些事业有多位教师、同人及支持机构参与，不能归于一人的力量。
1965年钱穆辞去院长职，1967年迁居台北，继续讲学写作，晚年有《晚学盲言》等著述。他留下的影响同时存在于大学教育、专门考证和面向一般读者的文化史叙述中。评价这种影响，既需理解他的时代处境，也需把其个人史观与可以继续检验、修正的具体论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