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家庭中的被奴役者

翁娜·贾奇(Ona Judge,约1774—1848),亦见名Ona Maria Judge、Oney Judge,婚后称Ona Judge Staines,是从乔治与玛莎·华盛顿家庭逃离奴役的非裔女性。1796年,她从费城总统官邸出走,此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生活,并避开了华盛顿方面的追捕。她获得的是长期维持的实际自由,而非华盛顿家族签发的解放身份。

她出生于弗农山庄,母亲贝蒂是一名被奴役的缝纫工,父亲安德鲁·贾奇是白人英国裁缝。翁娜童年进入玛莎身边服侍,后来随总统家庭先到纽约、再到费城。她承担穿衣、清洁和缝补等工作,针线技能也是逃离后谋生的资源。

在奴隶财产制度下,她属于玛莎前夫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留下的遗产体系,最终涉及卡斯蒂斯继承人的权利,并非乔治·华盛顿可以完全按自己意愿处分的私人财产。住在总统家中、衣着较好或获得少量零用钱,并没有改变她不能自主选择雇主、住所和去留的处境。

参考:[1] [3]

1796年的出走与黑人社区

1796年5月21日,翁娜趁华盛顿一家用餐时离开费城住所。她在1845年的访谈中解释,自己不愿永远为奴,又得知将被转给玛莎的一名孙女,担心回弗吉尼亚后再无逃离机会。她事先请费城黑人朋友搬走行李,随后乘约翰·博尔斯船长的船前往朴次茅斯。她说,直到船长去世后才披露其姓名,以免他因协助自己而受罚。

管家弗雷德里克·基特随即发布追捕广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保存的1796年5月24日报纸版本,广告落款为5月23日,悬赏十美元,并警告船长不要让她上船。广告承认她可能有钱支付船费,却把逃离描述成没有受到冒犯而擅自出走。她自己的解释则明确指向自由意愿,两种叙述呈现出奴隶主与被奴役者对同一行动的根本分歧。

这次脱身既来自她的准备、判断与决断,也依靠自由黑人朋友和船长提供的实际帮助。访谈没有留下所有协助者的姓名,其作用仍是逃离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参考:[1] [2] [4]

追捕信件中的自由要求

1796年,朴次茅斯海关官员约瑟夫·惠普尔受托寻回翁娜。他在10月4日致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科特的信中说,自己假借雇用女仆召她见面。信中记录,她出走的动机是追求完整自由,而非华盛顿所怀疑的被法国人诱走;她提出,若能保证华盛顿夫妇去世后获释,才可能返回服侍,不愿再次面临被转赠或出售。惠普尔安排的船最终没有把她带走。

华盛顿11月28日直接写信给惠普尔,拒绝这种附条件的安排。他担心承诺解放会奖励逃离行为,并影响其他被奴役者。信中要求继续设法将她送往弗吉尼亚,同时避免引发群众骚动,强调行动保密和迅速。这里的克制针对的是追捕的社会后果,并不是承认她有拒绝返回的权利。

1799年,玛莎的亲属伯韦尔·巴塞特再次试图把她带回。翁娜晚年的回忆说,约翰·兰登得知强行带走她的计划后,派人警告,她带着孩子离开朴次茅斯,到格林兰镇的熟人家躲避。追捕没有成功,维持自由却始终需要她和周围人的主动应对。

参考:[1] [2] [3]

没有解放文书的自由生活

翁娜于1797年与自由黑人水手杰克·斯坦斯结婚,育有三个孩子。丈夫和女儿们先于她去世,晚年的她生活贫困,得到罗金厄姆县救济,并与熟人同住。她后来学会阅读,也在基督教信仰中寻找支持。生活的艰难没有使她后悔出走;面对采访者的追问,她仍把不再受奴役视为决定性的改变。

1845年的报道与1847年刊出的访谈来信,是了解她经历的重要材料,也经过采访者整理并带有废奴立场。前一报道把她逃离时间推算到1797年,与1796年的追捕广告和华盛顿通信不符。同期文件能确定出走时间,晚年口述则保留她对自由、恐惧和行动理由的解释。

翁娜于1848年去世。她没有因华盛顿去世而自动取得法律上的解放,卡斯蒂斯继承体系下的追索威胁也没有随实际自由一同消失。她的经历揭示了美国建国时期宣称的自由与总统家庭内部奴隶制之间的矛盾,也留下了被奴役女性依靠自身行动和社区支持争取生活自主的记录。

参考:[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