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役与互惠的印加背景
“米塔”来自克丘亚语 mit’a，意指轮次或轮流承担的时段。在印加统治下，家庭按照规定提供一定时期的劳动力，用于耕作、道路与桥梁建设、军事服务及其他国家事务。它是一种劳动义务，并非单指采矿，也不是某一次征发行动。
印加国家在征用劳动的同时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这种安排借助安第斯社会的 ayni，即互惠观念：共同体成员相互支持，劳动与供给形成往复关系。不过，国家征调与邻里之间的互助具有不同权力结构；米塔包含服役义务，互惠并不等于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参加。
殖民当局重组劳动力供给
西班牙征服后，殖民者利用既有轮役办法征用原住民劳力。1570年代，秘鲁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把波托西矿业米塔纳入更系统的殖民行政：集中村落、登记纳贡人口、征收货币贡赋和分配劳工彼此配合。村社及其首领承担输送劳工的责任，矿业经营者获得由国家权力保障的劳动力。
米塔劳工称为 mitayos，其报酬低于较自由雇工的工资。工人携家庭和物资远赴矿区，收入又须支付贡赋及生活费用，村社因而负担了部分劳动力供养成本。形式上存在工资，没有消除征调的强制性；制度的主要受益方向已从印加国家的劳动与再分配体系，转向殖民财政和矿业经营。
矿山之外的多种米塔
波托西银矿和万卡韦利卡汞矿是米塔史的重要场所，但殖民米塔也存在于畜牧、纺织作坊、农业和城市服务中。不同地点的期限、征调对象与执行机关并不一致。
维尔加拉·奥尔梅尼奥和基罗斯·丘埃卡以17世纪邦邦高原的牧场、作坊账册同利马的市政记录作比较。在邦邦，家庭成员相互替代，妇女、老人和儿童也参与承担劳动负担；在利马及沿海，市政当局分配来自不同村落的劳工，米塔与奴役劳动、雇佣劳动并存。部分劳工服役结束后留居城市，征调因此也改变了人口居住与谋生方式。
参考：[4]
强制、市场与村社的应对
米塔义务有时可以折银，或以支付替代劳工费用的方式履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摆脱强制：吉尔·蒙特罗研究的新世界圣安东尼奥矿区没有本地米塔征调，却吸引了需要挣钱缴纳贡赋及履行原乡义务的移民。“自由雇工”与米塔劳工的差别，主要涉及工作地点、任务和报酬的选择，未必代表完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逃离原村、留居城市、支付替代费用和通过首领交涉，构成不同的应对办法。殖民米塔在19世纪独立战争时期被法律废除；而它留下的家庭负担、人口迁移和地方差异，远比单一矿山的服役名额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