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考古学家）

李济取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26年，他与地质学者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展田野发掘，收集陶片、石器、动物骨骼及土壤等材料。他致畢士博的信记录了石器的层位、位置和发现时间，也解释为何宁可仔细发掘小片区域，再讨论遗址的整体性质。

这次工作由清华国学院组织，弗利尔艺术馆承担大部分经费，约定中文报告归清华、英文报告归美方出版，所得古物留在中国保存。洪广冀2021年的研究借助中外档案，重审只以“中国人自己领导”概括发掘的叙述，指出经费、设备、成果归属及人际协商同样构成田野工作的条件。

参考：[1] [3]

1929年殷墟第二次发掘时，李济参与领导田野工作。3月1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提出考古不能只以收集古物为目的，而应具备问题、方法、精确记载、摆脱成见的态度和耐性。他同时承认，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些要求，只能努力向这个方向工作。

这封信把研究的条件说得很具体：遗物需要连同出土信息被记下，调查者需要先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再选择方法。精确记录因而成为器物离开地层之后仍能用于讨论历史的依据。它也保留了李济对实际工作的自我要求，而不是后来追赠的荣誉称号。

参考：[2]

李济1929年成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并长期负责考古组工作。田野发现之后，他继续研究小屯陶器、建筑与墓葬的年代关系，以及殷商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1956年出版的陶器报告，与其后和万家保合著的觚、爵、斝、鼎等器类研究，体现了发掘结束后持续数十年的整理工作。

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8月至1972年12月任史语所所长。其英文著作也向海外读者介绍安阳发现与中国文明研究。把现场记录、器物比较和报告出版连在一起，可以看见他工作的连续性：发掘取得材料，分类与分析再为材料提出可以检验的问题。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