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取得自由
塔布曼出生于马里兰州东岸多切斯特县，原名阿拉明塔·罗斯，童年即遭受奴役和劳动剥削。她在1844年前后与自由黑人约翰·塔布曼结婚，并采用哈丽特这一名字。婚姻没有改变她被奴役的处境；家人遭出售分离的经历，也使再次被卖往远方成为切实威胁。
1849年，她曾与兄弟出逃后返回，随后独自再次离开，经过马里兰、特拉华进入宾夕法尼亚，在费城取得生活立足点。将这一过程称为自行解放，是强调她对时机、路线与风险的判断，而不是把她写成被动等待他人营救的人。
地下铁路的实际运作
塔布曼没有因自己脱离奴役便停止行动。在约十年间，她大约十三次返回马里兰，亲自带领约七十人走向自由，其中许多是亲友；她还向另外一些人提供出逃指引。这里应区分亲自带领与提供帮助，保留估计性质，而不能把不同口径相加成为精确的个人救援总数。
所谓地下铁路，是逃离奴役者及援助他们的人与地点构成的网络，不是一条地下修建的铁路。“列车长”和“车站”分别比喻向导与安全停留点。塔布曼利用地形、星象和劳动中获得的环境知识，也依靠可信任的黑人与白人联络者提供藏身处、信息和资源。
1850年《逃奴法》增加了北方生活与行动的风险，加拿大因而成为重要安置方向。1857年，她接走面临危险的父母；但并非所有家人都能团聚，有的姐妹早已被卖走，另有亲人未能获救。她的行动具有卓越成效，却不是没有失落与限制的传奇。
内战服务与待遇争取
美国内战中，塔布曼为联邦一方担任护士、厨师、侦察员和情报人员。1863年6月，她参与詹姆斯·蒙哥马利所率部队在南卡罗来纳州康巴希河一带的行动，七百余名被奴役者由此脱离种植园。这个数字属于整次军事行动，不能算成她在战前地下铁路活动中独自带走的人数。
战争服务并未自动带来充分报酬。战后她先以联邦退伍军人纳尔逊·戴维斯遗孀的身份取得抚恤，随后又以自己的工作申请提高待遇。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包括宣誓陈述与支持信；1899年获准的每月二十美元抚恤增加，与其护理服务有关。她作为公共人物受赞誉，与争取实际生活保障之间仍存在距离。
奥本的家庭与公共生活
1859年，塔布曼在纽约州奥本附近购置家园。当地自由黑人社区、非洲卫理公会锡安教会和废奴支持者，为她与家人提供了社会联系；她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卢克丽霞·莫特等人的往来，也将地方经验连接到更广的改革运动。
战后，她继续照顾亲属及有需要者，推动老年照护事业，并在妇女选举权集会上发言。她于1913年去世。逃亡引路、战时服务与晚年社区照护并非互不相干的三段经历：它们共同指向让自由不仅是一种法律身份，也成为可以与家人共同生活、得到支持并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