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工作到妇女参政
市川房枝出生于爱知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师和报社记者。1919年，她与平塚雷鸟等人组织新妇人协会，要求修改限制妇女政治活动的《治安警察法》。女性能否参加政治集会、加入政治团体，与能否投票并非同一项权利，运动需要分别突破不同制度限制。
1921年赴美后，她观察美国妇女参政与劳动运动，1924年回国并参与成立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1925年的男性普选改革没有把女性纳入选民范围，这使妇女参政运动继续把选举制度的不完整性作为动员理由。
政治参与转向国家动员
1930年代至战争时期，市川逐渐把参与行政和国家动员视为让妇女影响政策的途径。1940年，她支持近卫新体制，提出把主妇组织与国家机构连接起来，并解散妇选获得同盟、与妇人时局研究会合流。她对大政翼赞会排除女性表示不满，却并未因此退出对这一体制的支持。
山崎裕美依据市川的言论指出，她原本重视议会作为民意渠道，后来却把议会的价值置于战争动员目标之下。研究者对这种转向的解释不同：有的强调战争合作和权力同化，有的重视无参政权者寻找参与途径的困境。这些解释不能把她实际支持国家动员的行动抹去，也不能将战后立场不加区分地倒推至战时。
参考：[2]
取得选票之后的政治
日本女性于1945年获得国政选举权，并在1946年首次参加众议院选举。市川参与战后新日本妇人同盟，但1947年遭公职追放，未能参加最初的参议院选举；1950年解除限制后，于1953年首次当选参议院议员。
她把参政权视为继续改变政治的工具，而不是运动的终点，长期关注女性地位、和平及政治资金问题。1971年落选后，她于1974年重返参议院，并继续倡导由选民支持、减少金钱支配的选举方式。
跨党派合作与条约倡议
1975年国际妇女年期间，市川参与组织全国性妇女团体会议，也推动不同党派女性议员合作，要求日本政府推进《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本于1980年签署公约，正式批准则在她去世后的1985年完成，两者不能混为同一法律步骤。
市川于1981年去世。她的贡献既在于个人议会活动，也在于把妇女组织、选民教育与政治监督连接起来。她的一生同时说明，进入权力机构可以拓展权利，也可能使参与者卷入压制其他人的国家政策，二者需要结合具体时期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