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

为批准宪法而写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提出以新宪法取代《邦联条例》，但文本完成并不等于各州已经同意。支持者与反对者借报刊激烈交锋，纽约是重要战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组织写作，与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共用“普布利乌斯”署名，面向纽约读者解释新制度并争取批准。这个署名是一种合作的公开身份，并非另有一位同名作者。

第一篇于1787年10月27日刊出。前七十七篇陆续先见于报纸；1788年三月和五月出版的两卷结集本补齐全书八十五篇，最后八篇随后又刊入报纸。这意味着“报刊连载”和“文集出版”相互交叠，不能把全书说成在某一天一次性发表。

参考：[1]

麦迪逊在第十篇中把派系界定为因共同情感或利益结合、却损害他人权利或共同利益的一群公民，人数可以占多数，也可以是少数。他不认为只要多数表决便能消除危险：当多数本身构成派系时，少数的权利仍可能受损。宗教、意见与财产差异又使利益分歧难以根除。

文章因此主张控制派系的后果，而非摧毁自由或强迫人人具有相同意见。代表制让公共意见经过选举产生的人员审议；较大的共和国则容纳更多利益，使压迫性的多数不易联合。作者也承认代表可能腐败、背离民意，所以他的论证不是“选出代表便万无一失”，而是比较不同规模和结构下的风险。

参考：[2]

第五十一篇把问题转向政府内部：仅宣布立法、行政、司法有所分工，并不足以阻止权力集中。制度还须给予各部门抵御侵夺的手段和动机，并减少任职、薪酬等方面的不当依赖。文章提出以相互竞争的利益补充官员德性的不足，人民的控制是根本，内部安排则是辅助保障。

作者没有要求各部门拥有完全相同的力量，而特别注意共和政府中立法机关较强的问题，以两院之间的不同组织方式等安排加以约束。在联邦层面，权力先分配于两级政府，又在各自内部划分部门，形成双重约束。这里的联邦制与部门制衡是两个相联系、却不能混同的层次。

参考：[3]

这些文章是为一项待批准方案辩护的文字，不是对政治制度毫无立场的调查报告。第十篇对扩大共和国的期待、第五十一篇对相互制约的论证，都应理解为作者试图回答反对者疑虑的理由，而非后来历史必然实现的结果。纽约于1788年7月26日批准宪法，但不能仅凭先后顺序便把批准全部归功于这组文章。

文集后来成为解释美国宪法的重要材料，因为它详细说明制度安排的理由，部分作者又参加过制宪会议。然而，论说本身不具有宪法法条的身份。阅读时须区分主张、法律文本与制度实际，也须注意报纸编号及文字与后来的结集本可能不同；把匿名连载还原到具体篇章，才能看清它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