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时期的创设与年代问题
东厂是明代由宦官主持的侦缉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访察、告发和缉捕，被指为谋逆、妖言等的事项常在其职权范围内。它直接通向皇帝，并非刑部的下属衙门，也不能因为与锦衣卫合称“厂卫”，便将两者视为同一个机构。
《明史·刑法志》把创设东厂归于明成祖，叙述其设于北京东安门北，由亲信宦官提督。通常采用的创设年份是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但胡丹梳理史籍指出，还存在永乐七年等说法，早期材料零散。明确东厂形成于永乐时期，比把某一精确年月写成毫无异议的事实更符合证据状况。
宦官提督与锦衣卫人员
东厂的特殊位置，在于掌厂宦官能够利用内廷渠道密报。那思陆指出，东厂报告事件可用揭帖直达皇帝，不必像锦衣卫那样具疏。这种信息渠道让它得以监督官员，也使皇帝的信任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其优势不能仅从一般官阶高低解释。
东厂并非所有成员都是宦官。《明史》所述掌刑千户、理刑百户，以及办事人员，都与锦衣卫的调拨有关。负责侦察的档头和番役在官署、城门等处收集消息，并有人员记录会审或镇抚司讯问。掌厂者、执行侦缉者及负责审讯者因此既有分工，又相互嵌合。
侦缉如何影响司法
明代的侦查与审讯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分界。东厂可以缉捕、监禁和讯问，也可监视审讯、奉旨参与重大案件会审。不能简单说它只负责搜集情报，完全不碰司法；同样，不能把它描述为在任何时期都能自行完成一切定罪程序。
《明史》记载的一条处理路径，是东厂取得案犯后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再讯，再由刑部拟罪。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法司并未因此在制度上消失，但案件在移交前已受到侦缉、拷讯及内廷意向影响。史书也保存了要求厂卫将案件交法司、公正复审的主张，反映权限之间持续存在紧张。
办案奖励还可能扭曲侦察活动。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批评番役为完成事件考核而出钱购买线索，进而诱发诬告和设局。这是当时官员提出的具体弊端，说明问题不只是个别人的凶狠，也与考核、告密和获利方式有关。
权势起伏与其他侦缉机构
东厂并非始终压倒锦衣卫。《明史》记嘉靖时陆炳掌锦衣卫，东厂权势不及于他；至天启时期，魏忠贤又借田尔耕、许显纯等控制厂卫。史书对不同掌厂者也有不同评价，不能将某一时期的酷烈做法平均投射到整个明代。
西厂在成化年间由汪直主持，正德时又曾恢复；刘瑾另建的内行厂甚至监视东西两厂。刘瑾败亡后，西厂和内行厂被撤，东厂仍存。这些机构存在竞争和监督关系，不是东厂依次换用的名称。
《明史》由清代史臣编修，带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评价。使用其记载时，应区分制度描述、具体案件和评议，尤其不能拿影视中的密探组织与刑罚桥段补足早期材料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