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

大理寺的名称承接古代“大理”“廷尉”等司法官职传统，北齐正式设置大理寺，隋唐继续设置。“寺”在这里是官署名称，既不是佛教寺院，也不是云南大理这一地名所指的地方机构。讨论它的历史，要区分官名渊源、机构设置与每一朝的实际权限。

唐代大理寺由卿、少卿等官主持刑狱审断，刑部参与审核，御史台承担监察纠劾。重大疑难案件可由三者共同推问，形成“三司推事”。流、死等重案并非大理寺一署即可最终处置，还须进入更高层复核、奏裁程序。由此可见，审判、复核和监察在中央制度中互相牵连。

参考：[1] [2]

明代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三法司。《明史·职官志》将寺卿职责表述为审谳平反刑狱，由左右寺分理有关案件。刑部、都察院等推问的案件，要移交案卷，并按当时制度将囚徒送寺复审；大理寺核对律例及供述后，才形成评允意见。

发现拟罪不当，可以驳令改拟，称为照驳；反复拟断不当，可纠举承问官，称为参驳。更复杂的情形还可调他司再讯、请九卿会讯，或最终请旨处理。这里的“复核”不是简单盖章，而是检查事实、供词与法条是否相合，并通过驳回程序要求原办机构重新办理。

参考：[3]

明初大理机构经历多次设罢，后来形成卿、少卿、寺丞及左右二寺的组织。左右寺分工也有变化：从早期分理军民案件，到迁都后的不同管辖安排，再到万历九年按有关省份司道重新划分，不能以一张固定组织表说明整个明代。

审案方式同样发生转变。《明史》记明初大理寺尚有刑具、牢狱，弘治以后更多阅看案卷，囚徒通常不再送寺。直接复讯与书面复核所能掌握的信息不同。官制文本说明应有程序，却不意味着每次案件都能无干扰地执行，皇帝和其他政治力量仍会影响结果。

参考：[1] [3]

清代大理寺继续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设置满、汉卿及少卿等官。《清史稿》记载，刑部定疑案，都察院纠核，成案归寺平决；意见不合时，可并列不同意见奏请裁定。它在制度上承担再检查和纠偏职责，但最终权威仍属于皇帝。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名称变化处于晚清官制调整之中，不能倒推古代大理寺一直具有近代法院的全部性质。理解这一机构的独立价值，在于看清帝制司法怎样通过多机关审理和复核约束错误，同时又怎样受到君主裁决及行政体制的限制。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