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地方任职

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是北宋官员、讲学者,也是程颐的兄长;两人合称二程,但不能因此混同其言论与经历。《宋史》记载,兄弟少年时曾听周敦颐论学,后来广泛接触不同学说,再从儒家经典中寻求立身行事的根据。

程颢进士出身,曾任地方主簿、晋城县令等职。其地方实践并不局限于谈论心性:据本传,他在晋城安排预储粮食,减少百姓输送税粮的费用;组织乡里互助,要求亲属和乡党照顾孤弱者,并亲自考察乡校、纠正儿童读书的句读。这些措施把行政、教化与社会扶助联系起来,仍以当时的家庭伦理和地方秩序为基础。

参考:[1]

朝廷议论与政治实践

熙宁初,程颢经吕公著推荐任监察御史里行,向宋神宗进言,强调端正君心、抑制欲望和培养人才。他与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逐渐分歧,批评政策推行中排斥议论、过重求利的倾向,后来请求离开言职。传记以崇尚德义的立场评价这段冲突,不能据此将新法的成败全部归结为个人道德。

此后他仍从事地方事务。《宋史》记他接纳因治河役使苛酷而逃回的士卒,并向上说明情况;任扶沟县令时,又拒绝为迎合权势而向民间额外征取供应。此类记述呈现了他的政治关切:既要维持行政秩序,也应关注具体人的处境,不能把修养与施政理解为彼此隔绝。

参考:[1]

识仁与定性

通行题为《识仁篇》的语录以认识仁为学习起点,把仁理解为人与万物并非截然隔绝的整体关系,并将义、礼、智、信涵括其中。它所说的存养,重在以诚与敬持续保持这种认识,而不是急切求效。文中同时谈到旧习需要逐渐改变,所以不能截取“不须防检”一语,将其解释为无需约束行为或践履伦理。

《定性书》回应的是心如何不受外物牵累的问题。程颢反对一味排除外在接触,也反对把内外划成互不相干的两端;人在活动中同样可以保持安定。其具体例子是面对愤怒时,暂且摆脱个人怒意,考察事情本身的是非。这里追求的不是消灭一切情绪,而是不让私意决定喜怒,使判断与行动能够恰当地回应事物。

参考:[2] [3]

讲学材料与后学

程颢强调学习应从日常伦理与具体事务逐步深入,不应厌弃近处而空谈高远。弟子记录、弟弟的纪念文字和后来的编纂,使其讲学持续流传;《宋史》所引程颐墓表极力推重兄长的地位,也体现了亲近者对师承与道统的理解。

传世《河南程氏遗书》由门人记录、朱熹编定,其中既有分别标明明道或伊川的语录,也有无法明确归属的二先生语。因此,讨论程颢时必须辨认条目的署属与记录层次。《识仁篇》《定性书》后附的刘宗周等人评论,是后世解释,不能与程颢本人的文字合并。二程对朱熹等后学影响深远,却不等于兄弟思想完全一致,更不等于后来的所有解释都已包含在程颢的原话中。

参考:[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