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训练进入公共生活
贝尔塔·玛丽亚·朱莉娅·卢茨（Bertha Maria Júlia Lutz，1894—1976）出生于圣保罗，父亲阿道弗·卢茨从事医学研究，母亲艾米·福勒是英国护士。她1918年在巴黎完成自然科学学业，次年经考试进入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最初担任秘书，后来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她收集植物标本，研究蛙类等无尾两栖动物，也关注博物馆陈列与科学教育。科学家的身份既是独立的职业生涯，也使她直接面对女性进入专业机构和决策职位时的障碍。
妇女组织与选举资格的改变
卢茨参与建立的巴西妇女进步联合会于1922年成立。这个以受教育的中产阶层女性为骨干的团体，把教育、职业机会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她同年参加美国的泛美女性会议，在跨国交往中寻求支持。这些网络提供合作机会，也存在美国团体主导议程的不平等关系。
1932年2月24日的第21.076号法令颁布《选举法典》，第2条把依法登记、年满规定年龄的公民界定为选民，不再以性别区别资格。改革与妇女团体的长期动员相联系，却不是卢茨个人单独授予的一项权利。第4条仍排除文盲等人群，因此性别门槛的撤除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年女性都能投票。
短暂的议会实践
1934年选举中，卢茨成为第一候补议员；1936年7月，坎迪多·佩索阿去世后，她递补进入联邦众议院。她倡议同工同酬、带薪产假及劳动保护，并关注公共卫生。这些议案和主张表明，取得选票以后，妇女运动还面临把平等原则转化为社会制度的任务。
1937年11月，瓦加斯建立“新国家”独裁体制并关闭议会，她的议员任期随之终止。政治参与的扩大受到政体转变的截断，科研和国际活动则成为她继续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
参考：[1]
标本、博物馆与科学权力
1939年，卢茨代表国家博物馆进入艺术与科学考察监督委员会，参与审查考察许可和采集材料。委员会控制国内外考察及标本流出，因而同时涉及自然保护、国家主权与研究机构之间的资源分配。
索姆布里奥等人依据档案重建的汉斯·克里格考察案显示，卢茨主张让不同机构的专家研究被扣押标本，与坚持国家博物馆优先权的馆长埃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发生争执。两人长期合作并未消除机构利益上的分歧。卢茨的科学活动由此超出收藏和分类，也进入了谁有权研究、保存自然资源的制度讨论。
参考：[3]
联合国创设中的平等表述
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卢茨与多米尼加的米内尔瓦·贝尔纳迪诺、乌拉圭的伊莎贝尔·平托·德比达尔等代表，推动在联合国创设文件中明确写出男女平等。争论并非简单的男女阵营对立：据卢茨后来的回忆，美国代表弗吉尼娅·吉尔德斯利夫曾认为，笼统的人权表述已经包含妇女。
6月26日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女性共有四位：卢茨、贝尔纳迪诺、吉尔德斯利夫和中国的吴贻芳。这是女性签署者人数，并非参加会议的全部女性人数。她的贡献属于多国代表协商的成果，涉及的是1945年《宪章》，而非三年后的《世界人权宣言》。1975年她仍参加墨西哥城世界妇女会议，次年在里约热内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