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到分离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此前，新加坡于1963年9月16日与马来亚联合邦、沙巴、砂拉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这次分离结束了不足两年的联邦成员身份，马来西亚本身则继续存在。
联合期间，人民行动党与巫统及其联盟伙伴的选举竞争、族群政治分歧和1964年的族群骚乱，加深了两地政府之间的冲突。共同市场迟迟未落实，财政分担亦有争议。较松散联合的商谈未能解决矛盾后，东姑阿都拉曼转向分离方案，敦拉萨与吴庆瑞进行秘密磋商。
秘密协议与独立宣布
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援引的巴克口述记录，李光耀于1965年7月中旬要求准备分离文件。巴克参考西印度联邦解体的法律安排，起草分离协议、马来西亚修宪文本及独立宣言。由于联邦原有制度规定了加入，却没有相应的退出程序，分离需要另外建立法律依据。
双方于8月7日在吉隆坡签署协议，约定8月9日生效。协议第二条规定，新加坡自该日起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而成为获马来西亚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第四条要求通过所附法案，把原属马来西亚的有关主权及管辖权移交新加坡。
8月9日上午10时，新加坡电台播出独立宣言。马来西亚国会同日以126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分离法案，并获最高元首御准。签署协议、公开宣布和完成联邦立法，是这一转变中相互衔接的步骤。
主权移交与行政延续
协议所附的法案文本既安排权力转移，也保留制度连续性。新加坡原有立法、行政权力继续存在，联邦所掌握的相关权力则转归新加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不再担任新加坡的国家元首。新加坡的两名联邦参议员和十五名联邦众议员失去相应席位，新加坡公民也不再同时具有马来西亚公民身份。
独立并未使既有法律一夜失效。附件规定，原有法律在被修订或废除之前继续适用，并为法院管辖、上诉途径、公务人员及财产责任设置过渡安排。此前由新加坡转交联邦的有关财产和权利重新归属新加坡。这些条款使主权分离与日常行政运转能够同时进行。
双方还在附件中保证履行1961年及1962年柔佛与新加坡之间的供水协议。正文提出另订外部防务与互助条约，并考虑经济合作安排。这些约定显示，政治分离没有消除水源、防务和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其中关于日后条约及委员会的条款，属于进一步合作的承诺。
参考：[1]
共和国制度的法律落实
新加坡的共和国制度在独立后继续通过本国立法落实。李光耀在1967年讨论总统选举的国会演说中说明，1965年12月通过的《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及宪法修正法，把有关安排追溯至8月9日生效，原任国家元首尤索夫·伊萨由此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这一法律转折将新加坡从联邦成员州改为独立共和国，同时延续原有政府机构及大量法律。8月的分离协议处理两地之间的主权关系，12月的立法则进一步确立新加坡内部的国家制度；二者属于同一次独立进程中的不同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