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尼亚克同盟与军队南下
1526年，克莱孟七世联合法国及若干意大利政权组成科尼亚克同盟，试图牵制查理五世的势力。次年，由波旁公爵查理统率的帝国军队向罗马推进，其中既有德意志雇佣步兵，也有西班牙军人。攻城军属于皇帝一方，但罗马城下的具体指挥和军队行动，并非皇帝本人亲临主持。
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把行军与军饷、粮食不足联系起来：波旁难以继续维持部队，罗马的财富则构成强烈诱因。军队轻装疾进；教皇筹款、招兵和加强防御的行动迟缓，守城将领伦佐·达切里又高估了临时募集人员与博尔戈区工事的能力。
5月6日的攻城
5月6日拂晓，进攻者利用浓雾接近博尔戈一侧的城防。波旁在攻击初期中枪身亡，但攻势没有因此停止。守军防线被突破后，克莱孟七世从梵蒂冈退入圣天使堡。宗座瑞士卫队的历史记述称，189名卫兵中只有护送教皇撤退的42人幸存，撤退利用了连接宫殿与城堡的帕塞托通道。
圭恰迪尼记载，西班牙部队继而进入特拉斯提弗列，并经西斯托桥深入城市。联盟援军来迟，圭多·兰戈内得知罗马失陷后退却。教皇暂时保住性命，城市居民却已暴露在失去有效约束的军队面前。
劫掠、赎金与宗教羞辱
劫掠不限于战斗地点。宫殿、商人财产、教堂和修院均遭侵害，平民与神职人员受到杀戮、性暴力和勒索。圭恰迪尼描述，士兵通过折磨俘虏索取赎金、逼问财物所在；向一支部队交钱，也未必能防止另一支部队再次抢掠。亲帝国的枢机和与士兵同属一地的神职人员，同样未获可靠保护。
宗教敌意使暴力带上鲜明的侮辱性。部分德意志士兵羞辱神职人员、毁损圣物，瑞士卫队史还记录了嘲弄教皇、赞颂路德的行为。但参与抢掠的西班牙军人与其他部队，也表明事件同时是战争财政失序和逐利暴力的产物，并非仅由单一教派发动的宗教行动。
堡中协议与政治震荡
1527年6月初，克莱孟七世接受了沉重条件，包括向军队支付40万杜卡特、交付战略据点，并以人质担保付款。帝国军进驻圣天使堡，教皇行动受到严密监视。圭恰迪尼同时记载，协议列出的领土并未全部顺利交接：帕尔马和皮亚琴察拒绝接纳帝国方面人员，其他据点也有各自的抵抗或交涉。
教廷受困还引发周边政局变化。费拉拉公爵占领摩德纳，威尼斯取得拉文纳等地；佛罗伦萨在同年5月摆脱美第奇家族控制，恢复共和政府。这些变化体现了各地方力量利用教皇困境扩大自主权或领土的机会。
教皇经进一步交涉后于1527年12月离开罗马，帝国军至1528年2月才撤出。攻城的一日与随后数月的占领、勒索相连，造成的人口流散和财产毁损远超一次城墙争夺；教皇虽未失去宗教职位，其军事安全和政治回旋余地已遭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