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讨论圈到独立礼拜

1828年8月20日,拉姆莫汉·罗伊(Rammohun Roy)与同道在加尔各答租用的房屋中开始举行独立礼拜。这个团体最初称为Brahma Sabha,后来以梵社(Brahmo Samaj)闻名。它把对唯一神的信仰、经典解释和共同礼拜联系起来,逐渐拥有固定会址与组织。

罗伊此前已有多年的讨论和出版活动。1815年,他成立Atmiya Sabha,组织宗教讨论,并陆续刊行吠檀多与《奥义书》的译介。1820年的《耶稣训诫》摘取福音书中的道德教导,引起与基督教传教士的争论。后来,他与一位论者威廉·亚当合作;1823年设立的一位论印刷所,为他的论辩文字提供了出版渠道。

参考:[1] [2]

租屋里的经文、讲道与歌唱

最初的会址位于奇特普尔路,塔拉钱德·查克拉瓦蒂(Tarachand Chakravarti)任秘书。早期礼拜中,两名泰卢固婆罗门在旁室诵读吠陀;另有学者读《奥义书》,拉姆·钱德拉·维迪亚巴吉什用孟加拉语解释,继而讲道、歌唱。旁室设有遮隔,非婆罗门不得进入,显示这个改革团体的日常实践仍带着既有宗教身份的界限。

科莱特的传记收录了亚当1829年1月22日的信:聚会通常在星期六晚七至九时举行,听众一般有五六十人。这是成立后每周聚会的情形。讲道也借助印刷传播:查克拉瓦蒂将开幕讲道译成英文,罗伊在1828年11月的通信中寄出印本,使租屋中的宗教讨论进入更远的通信网络。

参考:[1] [2]

1830年的信托与新会堂

持续的聚会和筹款使团体得以置办永久会址。1830年1月8日的信托契据,将罗伊、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等五名转让人名下的房屋土地交由三名受托人管理。1月23日,新会堂正式用于公共礼拜。1828年成立团体、1830年订立信托和新堂启用,因而构成连续但不同的步骤。

契据规定,会所向举止有序、虔敬的各类人开放,敬拜永恒而不变的宇宙创造者;不容纳偶像,不举行献祭或杀生,也不得在讲道、祈祷和赞歌中贬斥其他群体的崇拜对象。它要求宣讲慈善、道德与不同信仰者之间的联合,并由常驻管理者监督礼拜,至少每七天举行一次。财产管理与礼拜规则由此获得了书面安排。

参考:[1] [2]

宗教文字与社会改革

罗伊的改革活动早于梵社,也不限于礼拜。1818年,他出版反对寡妇殉葬的小册子;1822年又讨论妇女继承权受到的侵害。他通过经典解释与公开论辩,反驳把女性的处境视为不可改变的宗教要求。

在采取何种行政手段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却比单纯要求立即禁绝更谨慎。科莱特收录的本廷克1829年11月8日意见书记述,罗伊担心公开禁令引起宗教疑惧,曾主张通过警务等间接办法逐步制止殉葬。本廷克政府仍于12月4日通过禁令;1830年1月16日,罗伊与同道向他递交支持废除殉葬的致谢书。改革者的论辩、行政决策与公开支持,在这里各有自己的过程。

参考:[1] [2]

维持社务与新一代加入

罗伊1833年去世后,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与维迪亚巴吉什继续支持会众及礼拜。前者的长子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后来成为重要推动者。他在1839年组织Tattwabodhini Sabha,研究和传播宗教思想;1841年,该团体接管梵社的财务事务,梵社则承担其每月礼拜。

1843年,德本德拉纳特与二十名同道接受维迪亚巴吉什主持的正式入会仪式,签署信仰约文。相互讨论、提供经费和正式入会并非同一时点,却共同说明,罗伊身后的梵社需要持续的组织工作,才得以把早期聚会维系为新的信仰共同体。

参考:[1]

后来分派的不同节点

共同传统并未阻止组织分歧。1866年11月11日,凯沙布·钱德拉·森(Keshub Chunder Sen)等人在加尔各答学院的会议上成立“印度梵社”。原有团体后来采用“原始梵社”(Adi Brahmo Samaj)的名称,以区别较年轻的支派。

1878年5月15日,另一批成员在加尔各答市政厅组织“普通梵社”(Sadharan Brahmo Samaj),由阿南达·莫汉·博斯任首任主席,并设委员会拟订组织章程。记述这些经过的萨斯特里本人参与了后一个支派,其著作也重视章程与代表权问题。后来的分派各有成立过程;1828年的节点所标示的,仍是罗伊及同道开始独立共同礼拜的那一步。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