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失望到史料事业
《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简称MGH）创设于德意志邦联时代。前普鲁士改革大臣卡尔·冯·施泰因希望通过共同历史维系政治分裂下的联系，但具体任务是把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中世纪文字材料整理成可供研究的版本。最初承担这一事业的是古代德意志史研究协会，并非一所已经具备固定编制的研究院。
构想也来自更早的学术讨论。1816年的柏林方案由萨维尼、尼布尔和法学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共同参与起草。施泰因的重要作用，是把类似倡议转化为持续招募人员、争取资助和安排出版的组织。
法兰克福的组织建立
1819年1月20日，施泰因与阿雷廷、旺根海姆、贝尔克海姆、普莱森在他位于法兰克福的住所组成中央理事机构。这几位合作者分别来自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梅克伦堡的邦联外交代表圈。接下来的会议讨论任务、章程和名称，6月12日确定并公布章程，随后邀请大学教师、档案员、图书馆员以及其他支持者参加。
协会7月27日向邦联议会递交备忘录、章程和工作预告，8月12日获得议会向各邦政府推荐支持的决议。推荐并不等于各国承担预算：对施泰因的政治疑虑、地方利益和人员分歧，仍使响应迟缓。
捐款与订购承担不同费用
经费安排把编辑劳务和印刷开支分开考虑。汉萨城市代表安东·迪德里希·居乔在1819年8月21日致吕贝克同僚的信中报告，私人捐款已形成约一万五千古尔登的基金，用于合作者报酬；如果能确保销售350至400套，预计印刷费就可以得到补偿。这些数字反映当时的筹资估算。
公共机构的预订成为实际支持方式。不来梅在1820年预订最初十卷各四册，汉堡订六册，吕贝克于1821年1月17日决定订三册。此后募款与订阅仍困难重重，无法仅凭民族文化事业的号召就建立稳定收入。
吕贝克如何提供研究材料
吕贝克的早期工作说明，中央编辑必须依靠地方知识。1819年9月，卡尔·格奥尔格·库尔蒂乌斯把计划传给当地历史爱好者；约翰·弗里德里希·哈赫建议组成通信小组。他指出，要处理赫尔莫德及其续作者阿诺德的编年史，必须先弄清吕贝克旧版所据手稿是否仍存、前人注释是否可用。
合作逐渐落实到清单和报告。1821年初，市图书馆负责人费迪南德·海因里希·格劳托夫向法兰克福寄送可能有用的手稿目录。同年8月，哈赫寄出关于赫尔莫德编年史旧有整理及吕贝克其他编年史价值的长信，协会将其刊入《档案》刊物。地方人员辨认馆藏，中央接收并传播调查结果，避免编辑者只从旧印本推测材料状况。
参考：[3]
合作也包含对编辑办法的批评
早期方案曾倾向节录史料。哈赫反对这种做法：看似重复或无关的措辞，也可能为研究提供线索，删节后读者仍得回查其他版本。吕贝克合作者还质疑对文书、契据重视不足。布兰特的研究指出，协会后来很快放弃了这种节录式出版设想。
实际分工还受本职工作限制。教师昆哈特愿意比勘篇幅适中的传记，但要求先把有关版本与手稿送到手边，无法自行承担大量往来搜求。并非每位受邀者都能成为长期编辑；搜集材料、识读手稿、比较版本和维持通信，需要不同人员投入可支配的时间。
参考：[3]
从通信网络走向成卷出版
施泰因随后把学术组织责任交给更具编辑经验的人。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佩尔茨经过维也纳、罗马的图书馆调查，在1823年接掌学术工作；同年起，约翰·弗里德里希·伯默担任协会秘书。佩尔茨与汉诺威哈恩书店的合作，为出版提供持续渠道，首卷《史家著作》于1826年问世。
1819年的创设由此与后来的成书相区别。协会首先建立的是经费、人际通信和地方馆藏之间的联系；把这种联系转化为可靠文本，则依靠逐件调查、编辑争论和多年劳动。早期各方的贡献并不一致，却共同决定了这个长期史料出版事业能够怎样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