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容困境到新医院
创办之前,华盛顿的精神疾病患者可能被送进监狱、济贫院,或转往马里兰州医院。卫生委员会负责人托马斯·米勒推动本地建院;改革者多萝西娅·迪克斯则指出,首都缺少医院也加重了巴尔的摩的负担。新院采用当时的“道德治疗”理念,将食物、环境、尊重和日常活动纳入照护;院内的农场、散步道与景观也属于治疗环境。这里的“道德”指借生活环境影响精神状态,不宜按现代日常用语理解为评判患者品行。照护也受到种族隔离影响:非裔男性专用的西侧小楼于1856年建成,非裔女性专用的东侧小楼于1861年建成;在这些建筑完工之前,黑人与白人患者同住中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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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地与专业审查
1852年8月31日拨款获准后,内政部长当年12月的报告记载,迪克斯与尼科尔斯考察后推荐了国会大厦东南的托马斯·布拉格登农场。政府以二万五千美元购入农场,另以二千美元购入相邻地块。水源、排水、交通与可供散步的林地共同影响选择。尼科尔斯已拟出建筑方案;报告安排先请其他精神病院院长审查,再由国会大厦建筑师沃尔特完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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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之后的施工
拨款并未立即变成可用病床。尼科尔斯在1854年2月18日报告中解释,1853年材料与工资上涨,部分承包安排失效,只能改以按日雇工继续施工。他估计,要完成当时已动工的建筑部分,还需追加一万八千二百零九美元。与此同时,参加1853年5月巴尔的摩年会的美国精神病院院长协会成员实地察看院址与设计,并记录赞同意见。他们既评议院址,也评议设计;筹建过程因此包含预算修订和专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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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的组织法
1855年3月3日批准、7月1日生效的组织法,将机构定名为政府精神病医院(Government Hospital for the Insane)。法律设置九人巡视委员会,监督支出和运行;院长须为具有相关经验的医生,并住院全职任职。陆海军患者分别由两部部长命令入院;患病时居于哥伦比亚特区的贫困患者,经法律程序证明病情与无力供养本人及家属(如有)后,由内政部长批准收治。出现空位时,医院还可接收特区自费患者。巡视委员会须向内政部长提交年度报告;院长管理雇员和农场工人的任免、工资与职责,须受委员会批准。经费、日常劳动和医疗管理由此被纳入同一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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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院与收治规模
1862年的第八次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将三个阶段分得很清楚:1852年8月首次拨款,1853年5月开工,1855年1月一部分建筑开始收治患者。因此,本条1852年所指的是筹建,不是已经开放的病院。报告记录每年7月1日的在院人数,由1855年的63人增至1861年的180人;截至后一日期共治疗439人。受服务者包括陆军、海军、缉私船队人员与特区贫困居民。报告还按出生地统计这些受治者:261人出生于美国,169人出生于国外,9人出生地不明。这些分类展示了服务对象的构成,但属于历史统计口径。人数增长反映医院实际承担的照护规模,不能单凭这项增长判定治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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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形成的实验室教学
医学教学须与筹建时期分开叙述。1909年美国教育局的正式调查收录院长威廉·A.怀特的答复:病理实验室始设于1884年,1885至1905年间,其标本用于院外的乔治敦大学医学生教学;自1905年起,乔治敦与乔治·华盛顿两所大学医学院学生定期入院观看实验室示范、接受指导。实验室由本院人员负责,研究者使用设施需经院长批准。可核实的知识传授因此有具体场所、参与院校和管理安排,但这份记录不能证明1852年已有同样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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