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筹办大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大学的地点、师资和授课语言仍有争论。1918年末,律师Danilo Majaron主持大学筹备委员会。有人主张先在萨格勒布培养教授,再迁往卢布尔雅那;当地神学教师则要求立即把已有神学院扩展为大学学院。

1919年,Majaron赴贝尔格莱德争取教育部长Ljuba Davidović支持。方案一度遇阻,他又向副首相Anton Korošec求援。12月3日上午9时,Fran Ramovš在旧议会厅讲授斯洛文尼亚语历史语法,成为校史记述的开课标志。

参考:[1]

签署与公布的区别

创办法令署于贝尔格莱德,日期为1919年7月23日。9月1日出版的斯洛文尼亚地方政府公报载有全文:第四条把签署时生效与公布后取得约束力分开。该版序言将议会通过日期记为7月17日;这里据签署日期定位建校,不能把公报出版日当作开课日。

参考:[2]

预算与教学组织

历史学者Božo Repe指出,1919年5月中央政府争取议员支持预算时,大学经费成为协商内容:斯洛文尼亚议员支持预算,换取大学项目列入其中。创办法令于8月23日在中央官报公布;9月18日,新任教授组成大学理事机构。人员安排也伴随争论:有人强调民族文化任务,有人坚持按欧洲大学的学术资格标准选任教师。

研究训练也开始落实。哲学学院把论文和严格口试结合起来;Anka Mayer于1920年7月15日因研究福尔马林对淀粉的作用获授博士学位。当时自然科学仍与人文学科同处哲学学院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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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议会大厦与首届学生

新校在卢布尔雅那的地方议会大厦(Deželni dvorec)取得最初用房。这座位于Kongresni trg广场的建筑于1902年落成,原来服务于地方议会与行政机关;1919年转为大学驻地,旧政治空间由此承担教学用途。

大学档案展览将1919年12月3日列作正规授课开始日,并记第一学年有906名正规注册学生。约一半直接从中学升入,另一半接续此前在外国大学开始的学业。战后斯洛文尼亚学生在奥地利继续求学受到阻碍,本地办学承接了这批中断或转移的学业。这个数字统计正规注册者,不是开课当天的到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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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课程的实际限制

各科开课并不齐步。医学史研究记载,医学院在1919年11月已开始教学,有66名学生,当时仅办两个预备学年,课程参照萨格勒布医学院安排。Janez Plečnik负责大部分解剖学,Alfred Šerko承担神经系统的解剖与生理教学;学生完成前段训练后,还须转往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或外国大学继续。

空间也限制了授课:一间房上午用于讲课,随后便作尸检室。1921年,医生Ivan Oražen遗赠两处住宅,后来改作学生宿舍,成为改善学生住宿的一项具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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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联系进入新学科

新大学的知识来源仍与境外学术圈相连。Izidor Cankar主持艺术史教席后,Vojeslav Mole面临回到文物保护部门或进入大学的选择;维也纳学者Max Dvořak建议他在卢布尔雅那从事古典考古教学。

Katja Mahnič依据通信、回忆与学科史文章说明,师生关系既影响任职,也影响研究方法。France Stele后来把艺术史教学与文物保护的共同发展联系到维也纳学派。这是当事人对学科来源的回顾,不宜据此把新校所有研究都概括为同一学派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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