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大会建立新的理事会
公历1950年11月16日至22日，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在波兰华沙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建立。大会通过的《致联合国呼吁书》把它描述为汇集各国人民代表的组织，参加范围包括尚未进入联合国的国家以及殖民地人民。它以和平运动的名义提出主张，并非由各国政府签署条约设立的机关。
组织网络早于理事会名称。1949年巴黎和平大会之后已有常设委员会；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开展的禁止原子武器呼吁，也属于这一前期运动。华沙大会把既有活动者和团体重新组织起来，使大会决议有了持续推动的机构。
从谢菲尔德转到华沙
第二届大会原定在英国谢菲尔德举行。英国政府认为这场运动服务于苏联的政治宣传，限制筹备人员和许多外国代表入境。美国驻伦敦外交人员的电报记录了英国政府对筹委会的阻挠；其后材料则显示，会议在临近召开时改往华沙。
华沙的接待是一项紧急组织工作。尚未投入正常使用的国营印刷厂大厅被改作会场，工程师、木工和电工赶工布置。11月16日，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主持开幕；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承担主要报告工作。来自各国的代表由此在同一场所讨论共同文件。
代表、委员会与执行机构
大会既有地方和平委员会的活动者，也有工会、宗教、科学和文艺界人士。Joseph Starobin的同期报道介绍，不少法国和意大利代表经过地方、地区及全国和平大会的组织过程而来。这种安排把国内动员同跨国会议连接起来，而不是只邀请少数知名人士发表演说。
讨论被分配给七个委员会，议题包括战争宣传、侵略的定义、裁军以及贸易和文化关系。政治委员会负责主要宣言、致联合国的呼吁及反迫害决议。据Deery研究记述，大会之后理事会选出新的执行局（Bureau）。公开文件、成员联络和下一次会议，使协作有了延续的途径。
把反战诉求写成行动方案
《致联合国呼吁书》要求五大国会谈，主张结束朝鲜战争，并提出禁止原子武器和逐步裁军。它还设想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框架内设置国际监督机构，检查裁军和武器禁令的执行。这些是大会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并非五国已接受的协定。
文化交流也是方案的一部分。大会呼吁便利文化工作者举行国际会议、相互访问，出版和传播其他国家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理事会试图组织的协作，不只是一次大会表态，还包括把相同议题送到各国团体、议会和联合国面前。
参考：[1]
会场经费与后续签名运动
跨国协作需要实际的接待资源。历史学者Phillip Deery的研究记述，波兰政府承担了华沙大会代表的旅行、饮食、住宿和娱乐费用，并向每人提供五百兹罗提零用钱。这说明东道国如何支持成立大会；理事会成立后的常年收支总额，在本文所据材料中尚无完整账目。
大会之后，文件继续进入外交和社会动员渠道。1950年12月，波兰驻联合国代表请求秘书长向各成员转发华沙大会文件。1951年2月，理事会在柏林提出五大国和平公约呼吁，随后展开签名活动。这里要求五国缔结公约，并没有宣告公约已经成立。
共同议程中的政治分歧
理事会寻求广泛参加，实际运作却处于亲苏和平运动的政治框架中。美国律师O. John Rogge在华沙发言，反对把和平事业等同于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并批评运动受共产主义力量支配。他遭到会场嘘声和其他代表反驳；按Deery的记述，他后来也未进入新的执行局。Deery的研究把这一过程视为非共产党左翼活动者寻求独立立场所遇到的困境。
对理事会的理解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分歧。拥护大会的报道强调跨国合作和共同反战诉求；美国国务院则把后来的签名运动视为苏联宣传，并部署反制。华沙建立的机构既能集中人员、文件和动员渠道，也持续面对其政治立场与代表性受到质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