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后的权力分裂
芬兰议会于1917年12月6日通过独立宣言，但此前形成的社会冲突没有随独立消失。粮食短缺、失业和土地占有不平等加剧了工人、农业劳动者与有产阶层的矛盾；地方政治权利长期与纳税额相连，也使全国议会选举制度之外仍存在显著的不平等。
俄国革命削弱了旧有的权威与治安力量，工人及非社会主义阵营分别组织武装卫队。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议会道路与武装革命存在分歧。1918年1月下旬，政府将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卫队确认为政府军，而红方领导人转向夺取政权，政治竞争因而成为武装对抗。
红白两方与外来支援
1月27日至28日夜间，红方在赫尔辛基发动革命；同夜，曼纳海姆指挥白方在博滕地区解除俄军武装。红方控制首都及南部重要工业地区，政府以瓦萨为据点。双方最初都缺乏训练和装备，白方随后在控制区征兵，并获得在德国受训的芬兰猎兵骨干。
红方得到布尔什维克政府提供的武器及部分俄国志愿人员支援，但并非在芬兰的俄军全体投入战争。白方则得到德国帝国陆军的直接援助。芬兰内部的社会与权力斗争由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后的冲突相互交织。
坦佩雷失守与白方胜利
1918年4月6日，白军在激烈战斗后攻占红方重镇坦佩雷。德国波罗的海师已于4月3日在汉科登陆，随后攻入赫尔辛基，红方首都于4月13日失守。德军与芬兰白军合作，阻断许多红方部队向俄国撤退的路线。
红方主要抵抗在5月初瓦解，战争于5月结束。5月16日，曼纳海姆在赫尔辛基率领庆祝胜利的阅兵。军事胜利使非社会主义政府控制全国，却没有立即决定芬兰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战胜者中仍有主张与德国紧密结合、迎立德国王族的人士。
处决、俘虏营与不对称的损失
双方都实施了战场之外的政治杀戮，白方的镇压规模尤其巨大。大量红方人员被处决，更多俘虏在战后仍被集中拘禁，缺粮、疾病和恶劣条件持续夺去生命。因此，停止战斗并不等于死亡灾难结束。
芬兰文化遗产局赫基宁2018年的概述将战争及其后果中的死亡总数估为约3.8万人，其中超过1.3万名红方俘虏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是包括战后营地死亡的损失概数，而非战场阵亡人数。其研究还指出，红方施暴受害者的照片曾被用于白方宣传，尸体腐败的迹象被解释成酷刑，掩盖了战胜者自身的暴力。
政治重建与长期分裂
战败红方及其家庭承受监禁、权利丧失和社会排斥。与此同时，温和社会民主党人逐步恢复合法政治活动，土地改革和扩大地方参与也成为重建秩序的重要部分。1919年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仍取得80个议席，表明军事失败没有消灭其社会基础。
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使芬兰的亲德君主制计划失去支撑；1919年7月，共和宪法确立了新的国体。赦免与议会政治开启了和解进程，但白方胜利纪念、红方死者的哀悼以及家庭创伤长期并存。1918年的分裂由此不仅关乎谁掌握政府，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公民身份与公共记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