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新罗从两面进攻
660年的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首都泗沘在今韩国扶余一带。它与新罗长期交战，新罗则借助唐的军事力量改变力量对比。唐高宗命苏定方统率远征军，新罗武烈王金春秋组织陆上支援，金庾信承担主要进军任务；新罗王族金仁问也在唐军指挥体系中任职。
《三国史记》记载，苏定方自莱州渡海，金法敏奉新罗王命到德物岛接应，双方约定会师攻打百济都城。金庾信率军经陆路西进，在黄山与阶伯指挥的百济军交战；阶伯战死后，新罗军继续趋向泗沘。唐军则在伎伐浦击败百济守军，形成水陆夹攻。
泗沘失守与义慈王投降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当年传统历法七月十二日，唐、新罗军推进至所夫里平原；十三日，义慈王趁夜离开都城，退往熊津，即今公州一带。留在都城的王族和高级官员相继出降。十八日，义慈王又从熊津前来投降。这里的七月是史书原有历月，并非直接对应公历七月。
义慈王的出降使百济中央王权失去独立运作的基础。此后苏定方押送国王、王族、官员及一批百姓赴唐，刘仁愿等留守泗沘，新罗也派兵协助驻防。王室被迁走、都城被占与外来驻军的建立，共同构成660年政权覆亡的具体内容。
参考：[1]
都督府统治与未结束的抵抗
唐没有把所占百济地区立即全部交给新罗，而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机构。刻于扶余定林寺址五层石塔上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记载设置五都督、三十七州、二百五十县；同年史书还记有王文度受任熊津都督。碑铭体现了唐对征服区的行政安排和统治宣示，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均已安定。
新罗同时通过任用降附者吸纳百济旧有统治力量。《三国史记》列举忠常、常永等人获得新罗官阶和军职，显示军事征服之外还有人员整合。另一部分百济人则据城抵抗，任存城、周留城等成为复国力量的据点。
福信、僧人道琛等拥立原在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并争取倭国援军。660年以后，唐、新罗驻军与复国军仍反复争夺城池和交通线。到663年，复国力量在内部冲突与联军进攻下败亡。因而，660年标志百济王朝中央统治的崩溃，复国战争则属于随后持续数年的阶段。
胜利碑铭与后世史书的差异
现存叙述来自不同年代和立场。660年的碑铭是唐军纪功文字，赞颂皇帝与将领，并将百济失败归于失德；十二世纪编成的《三国史记》则保存较详细的行军、投降和战后任官次序。部分传统记载强调义慈王宠信近幸，近现代研究还从贵族集团冲突和防御决策分歧解释其败亡。
王族身份和人口数字也存在异文。碑铭称扶余隆为太子，而《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有关逃亡的记载称太子为孝；各文献所载户数同样不一。碑铭虽与事件同时，却兼具夸示功业的目的，其颂词反映唐军的胜利宣示，而非百济社会完全顺服的证明。史书中持续出现的复国战事，恰好说明统治宣示与地方现实之间仍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