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冲击学校与机构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冲突通过群众动员扩展到学校、机关和工作单位。红卫兵组织批判教师、干部和文化传统，抄家、公开羞辱和人身暴力造成严重伤害。学校停课，许多文化遗产受破坏，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影响个人待遇。群众组织内部又形成不同派别，中央指示与地方竞争相互作用。运动改变公共机构的正常运行，使政治忠诚和动员成为工作、学习及家庭生活中的持续压力。
派性冲突与军队介入
1967年前后，夺权行动与派性争斗在多地升级，一些地区出现武斗和大规模杀戮。军队介入、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权力组织取代或重组地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居民经历审查、监禁及劳动安排，个人安全常受政治指控左右。知青上山下乡又使大量城市青年进入农村，生活与教育路径随之改变。各地运动节奏不同，工业、农业和公共服务在混乱中继续运行，却承受组织断裂与资源损失。
1976年之后恢复与追索
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后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学校、专业机构和干部工作需要重新组织人员，对冤案的平反也逐步展开。1981年的历史决议对这场运动作出否定评价，家庭和地方社会继续处理死亡、失学与关系破裂的后果。返城知青重新寻找教育和就业机会，文化出版和研究逐渐恢复。亲历者的回忆、档案与地方研究保留了不同经历，政治动员造成的制度和个人损失长期影响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