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的记录，发生在哪里
1841年，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前往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西部，留下原住民捕鱼设施的文字。考古学家伊恩·麦克尼文讨论其中7月9日的一则记录：罗宾逊在威廉山附近的沼泽看到大面积沟渠和堤岸，辨认出这是原住民为捕鳗修筑的工程。这个地点在贡迪杰马拉地域以北，与布吉比姆的康达湖并非一处。把记录放回区域地理，才看得清不同社群面对湿地所采取的技术。
布吉比姆所在的贡迪杰马拉传统地域，同样保存着经过改造的湿地和捕鱼设施。这里的历史既有考古遗存，也有一直传承的地方知识；1841年提供的是外来观察者记录西维多利亚水利活动的时间坐标。布吉比姆渠堰的年代，要从遗存自身另行追索。
熔岩地形上的水路
布吉比姆火山留下的熔岩流，形成石脊、洼地与水道交错的地貌。贡迪杰马拉人利用当地火山岩筑堰、修坝、开渠，把季节性水流导向适合蓄水的地方。北部布吉比姆区包含康达湖，湖的传统名称为塔拉克；北部区连同库尔托尼奇、蒂伦达拉，构成今日遗产景观的三个组成部分。
水道、堰坝和池塘相互配合：洪水带来水与鱼，设施调节流向和水位，让部分鳗鱼留在受控制的水域继续生长，供以后捕取。这里的工程以湿地的起伏和水流为条件，既包括捕捞装置，也包括保存活鱼的空间。由此形成的食物供给，支持着聚落和社区往来。
从水中捕取，到树中熏制
贡迪杰马拉语把短鳍鳗称为kooyang。这种鳗鱼大部分生命在淡水中度过，繁殖时长距离迁往海域。当地湿地、河流和泻湖提供了生境；熟悉其活动习性，是安排水路、设置陷阱和选择捕捞时机的基础。
传统所有者组织的资料说明，鳗鱼通常用编织的篮具捕取，篮具放进石头或木材构成的捕鱼装置中。收获之后，鳗鱼可在专用树中熏制保存。活体留养与熏制把保存分成前后两个环节：水中的设施延长可捕取的时间，捕后加工则延长食物的保存期。水利、编织和食物处理因而属于相互衔接的知识。
考古学怎样重建运作
20世纪70年代，彼得·库茨的调查队在康达湖记录了石墙和水渠。殖民时期的排水改变过水流，使设施原先如何工作不易辨认；1977年的冬雨却显示，一些人工渠道会把水和鳗鱼送入天然洼地，提示这些地方具有留养功能。
后来的研究把贡迪杰马拉人的知识、地形测量、发掘和水位模型结合起来。麦克尼文及同事在穆尔登捕鱼系统取得沉积物中的炭样，得到一条渠道至少约六千六百年前建成的证据；另有较晚增筑的坝墙。不同构筑物具有各自年代，显示系统经历了修造和调整。它的时间深度远超十九世纪的观察记录，也不能由火山喷发年代直接代替。
仍在延续的地方知识
定年说明设施的年代，传统所有者则保存着关于地点、鳗鱼、编篮及社区使用的知识。两类材料各自回答不同问题。石墙的位置和沉积解释工程的过去，口述与实践传承又使这些设施与具体的人及其地域关系相连。
十九世纪的殖民侵占、暴力和后来的排水、土地管制，打断了许多地方的使用。经过土地权利争取，贡迪杰马拉人重新参与景观管理。塔拉克2010年恢复传统水流的文化堰，以及由长者指导的巡护实践，把水文恢复与文化传承联系起来。今日保留的不只是静止的石构遗迹，也包括对水、食物和地域承担责任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