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医学生组织起来
至善社，又称 Budi Utomo，旧拼写 Boedi Oetomo，于1908年5月20日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的土著医学校 STOVIA 成立。苏托莫等学生以社团方式推动教育和社会进步。这是殖民地受教育群体自我组织的重要转折，但成立时尚不是要求整个印度尼西亚立即独立的革命政党。
STOVIA 的学生多来自本地贵族与官吏阶层中较不富裕的家庭，靠助学安排接受荷兰语和医学教育。他们与高级贵族相比资源有限，与农民、渔民等群体相比却仍居优势。专业知识和学历为这些青年提供了区别于世袭身份的新声望来源。
从奖学金倡议到社团章程
退休医生瓦希丁·苏迪罗胡索多曾在爪哇各地宣传教育、募集奖学金，并与苏托莫、苏拉吉等学生接触。他的倡议为学生组织提供了直接推动力。至善社把分散的求学愿望转为持续的社团活动，主张增加爪哇青年的西式教育机会，也组织学生之间的社交和体育活动。
早期章程把促进爪哇与马都拉的土地和本地居民发展列为宗旨，成员基础尤其接近爪哇的普里雅伊，即贵族与官吏阶层。这一范围具有明确的地方和社会阶层界限，并不等于后来跨群岛、跨族群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认同已经完整形成。
贵族领导与殖民政府的期待
1908年首次大会在日惹召开后，卡朗安雅地方长官蒂尔托库苏莫成为社团领袖，领导权由学生发起者向年长的地方精英转移。殖民政府赞同他的任职，认为社团的教育事业可与所谓“道义政策”相协调，却没有立即承认组织的法律资格。
努尔贾曼依据殖民报告指出，政府直到1909年12月28日才批准其章程。官员既担心青年与年长成员的分歧，也期待借社团推进教育、反鸦片等工作。至善社因此处于本地社会自我改善与殖民行政利用之间，而非从成立之日起就与政府全面对抗。
参考：[2]
1908年的行动与后来的纪念
至善社的早期意义在于把医学生的社会参与、教育追求和社团组织结合起来。它对西方科学与教育抱有期待，最初的主张也未提出独立；这与后来将其视为民族觉醒起点的历史地位存在时间层次上的差别。
自1948年起，5月20日成为民族觉醒纪念日。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照片记录了当年在日惹举行的四十周年纪念，苏加诺发表讲话，基·哈查尔·德万塔拉等人出席。1908年的地方性教育社团由此被纳入共和国关于共同民族历史的纪念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