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军城市中的冲突

波士顿惨案是1770年3月5日晚英国士兵在波士顿国王街海关大楼附近向人群开枪、造成五人死亡的事件。死亡并非全部发生在现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塞缪尔·格雷与詹姆斯·考德威尔当晚死亡,塞缪尔·马弗里克次晨去世,帕特里克·卡尔后来也因伤死亡。

冲突发生在税收争议与驻军紧张关系之中。七年战争后,英国议会试图从北美殖民地取得更多收入,波士顿反对者则把征税与代表权联系起来。1768年英军进入波士顿,士兵、居民和海关人员之间的摩擦持续扩大;抵制进口也使支持和反对英国政策的居民彼此对立。

参考:[1] [2]

海关门前的枪声

3月5日夜,海关门前的哨兵休·怀特遭到人群围拢和辱骂,投掷物不断飞来。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带士兵前来支援。现场迅速聚集更多人,随后一声枪响引出其他射击,人群四散。普雷斯顿及八名士兵后来被捕,案件由殖民地司法机构处理。

开枪命令是否出自普雷斯顿,成为随后审判的核心问题。证人对其位置、衣着以及是否听见命令的说法存在分歧。数名证人称他站在士兵前方,黑人自由民牛顿·普林斯也作证没有听见开火命令。这些证言动摇了控方关于上尉下令的证明。

参考:[1] [2]

分别审判与不同裁决

普雷斯顿首先受审,1770年10月30日被判无罪。11月27日,八名士兵的审判开始,约翰·亚当斯等人为其辩护。争点由上尉是否下令,转向各士兵面对的危险、所受挑衅以及使用致命武力的责任。

亚当斯在12月3日至4日的辩论中区分正当防卫、可获宽宥的杀人、谋杀与受挑衅而实施的非预谋杀人。他主张,足以危及生命的袭击可以构成自卫;即便危险程度不足以完全免责,遭受殴打等挑衅也可能降低罪责。这是辩护方对证据和法律的论证。

陪审团最终宣告六名士兵无罪,认定休·蒙哥马利和马修·基尔罗伊犯有 manslaughter,通常译作非预谋杀人或误杀。两人援引当时英国法中的“教士特权”减免刑罚,接受拇指烙印后获释。裁决对不同被告作出了分别判断。

参考:[2] [3]

葬礼与版画中的政治记忆

枪击迅速成为反对英国统治的动员资源。遇难者葬礼把私人哀悼转化为公开抗议,报刊与图像则继续塑造事件含义。保罗·里维尔依据亨利·佩勒姆的构图制作版画,在1770年3月底前推出。

这幅版画表现红衣士兵整齐列队、向无力抵抗的人群射击,并暗示普雷斯顿指挥齐射。马萨诸塞历史学会的藏品研究指出,这种安排具有煽动性,与混乱现场和审判证言并不相符。版画的流传扩大了“惨案”的政治影响,而审判记录保存了关于命令、威胁和个人责任的争论。

参考:[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