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与英属印度行政分离

缅甸与英属印度的联系，是英国殖民扩张所形成的行政关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印度宪制改革提出联邦方案，缅甸是否继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成为英国政府、缅甸政治人物及议会代表争论的问题。政治地位、贸易市场和自治前景交织在一起，支持分离与反对分离的立场并非简单对应支持或反对英国统治。

1935年4月的英国下议院辩论保留了这种分歧。印度事务大臣塞缪尔·霍尔主张，缅甸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不适合纳入永久性的印度联邦；詹姆斯·米尔纳则强调此前选举中反分离派的优势，质疑政府是否尊重选民意愿。他还引用巴莫的证言：在拟议的分离宪制与同等条件加入印度联邦之间，巴莫倾向后者。双方对选举授权和联邦前景的解释不同，分离方案始终伴随着代表权争议。

参考：[2]

1935年《缅甸政府法》提供了分离后的制度框架。法律保留英国王室在缅甸的权利和管辖权，由王室任命总督行使行政权，并设置不超过十人的部长会议。两院议会包括三十六席的参议院和一百三十二席的众议院；参议院一半由众议员选举，一半由总督指定。众议院席位也区分一般选区、族群及商业、劳工等代表类别。

部长会议能够参与政府事务，但总督仍独立掌握国防、部分对外事务、货币政策及特定边区事务，并对财政信用、少数群体利益和公共秩序等负有特别责任。总督在这些领域受英国国务大臣监督。由此形成的地方议会政治，始终处于帝国行政权力的约束之下。

参考：[1]

分离于1937年4月1日实施。英国政府次年在回答贸易统计问题时，明确指出1937年的数字受到该日行政分离的影响。法律制定与行政实施之间有准备期；《缅甸政府法》第159条把开始施行的日期交由枢密院命令确定，部分条款还可另定先后日期。

仰光总督此后向伦敦的缅甸事务国务大臣负责，而不再隶属于印度总督；不过，伦敦的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仍由同一人兼任。行政人员和警务组织随之调整：缅甸形成单独的文官及警察服务体系，原有军事警察的一部分改组为缅甸边防部队，负责仍由总督直接掌握的边区。分离既改变了上级机关，也重新划分了当地部门的职责。

参考：[1] [3] [4]

行政分离没有使原有法律、贸易和人口联系同时消失。法案第148—149条延续既有法律，并授权作与分离相适应的修改；第134—138条则分别处理财务结算、关税、税收减免、货币和来自印度的移民问题。不同领域需要继续通过制度安排衔接，而非在同一天全部切断。

霍尔在1935年辩论中承认，印度资本与劳动力、缅甸稻米、木材和石油的市场已经相互连接，并把避免贸易骤然中断列为过渡安排的目标。1937年的变化因而是一场殖民统治内部的宪制及行政重组：缅甸获得单独的政府框架，却仍受英国王室和总督权力支配。战后独立则属于随后另一阶段的政治过程。

参考：[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