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内冲突到国家间战争

这场战争由1947年底巴勒斯坦境内冲突发展而来。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建议分治后,犹太社群武装与巴勒斯坦阿拉伯武装及外来志愿军之间的战斗扩大。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参与犹太一方的作战;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则面临英国行政撤退和自身组织分散的局面。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军队进入原委任统治地参战。以色列军队逐渐转入攻势。联合国调停带来的6月和7月休战先后中断或受到破坏,后续战斗延续至1949年,最终形成的控制线超出原分治方案。

参考:[1] [3]

离乡的不同过程与强制驱逐

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离乡在阿拉伯国家军队参战前已经开始。莫里斯依据以色列和英国档案,把过程区分为1947年底至1948年初、春季、7月及秋季等阶段。早期部分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先行离开,随后战斗、交通中断和社会机构瓦解使更多居民失去维持生活的条件。

1948年春季犹太武装的进攻和对袭击、暴行的恐惧,直接推动许多城镇与村庄居民逃离;一些地方发生明确的驱逐。7月,利达和拉姆拉居民遭以军大规模逐出,利达的驱逐命令下于12至13日。莫里斯指出,各地原因有差异,但多数地点最终促成逃离的直接因素是犹太武装的攻击或迫近攻击的恐惧。

参考:[2]

营地、救济与返乡受阻

联合国调解员伯纳多特1948年9月的报告记录,许多后来离乡者几乎未能带走财物或谋生工具。夏季调查发现,部分家庭露宿树下,饮水和卫生设施不足,面包配给不稳定,医疗资源也难以应付大量儿童、孕妇和病患的需要。

伯纳多特7月提出先让有限数量的难民返乡,特别涉及雅法和海法原居民,并考虑安全与救济安排。以色列临时政府在8月答复中拒绝这一方案,把大规模接纳与战争结束、和平解决相联系。房屋毁坏、财产散失及原有生计中断,又增加了返乡和重建的困难。

参考:[3]

停战后的领土与难民问题

1949年,以色列分别同埃及、黎巴嫩、外约旦和叙利亚订立停战协定。以色列控制范围扩大,埃及控制加沙地带,外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分治方案设想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没有建立。军事停战留下的领土安排与难民生活问题彼此关联。

联合国难民技术委员会1949年8月采用约71.1万人的估计,口径是来自以色列控制地区的难民。报告说明,救济领取人数还包括其他流离失所者、未离乡但陷入贫困者及重复登记,因而与难民估计不同。委员会访问营地时记录到强烈的返乡愿望,同时发现家庭团聚受限、就业困难和跨越停战线耕作受阻。人口流离失所由战时危机转为长期的家园、财产与政治权利问题。

参考:[1] [3] [4]